从“粗放笨重”到世界一流

1956年4月19日，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指出说：“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这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十大关系”的雏形，也是新中国的最高层首次开始有意识地寻找“适合中国的路线”。

这还是新中国的决策者第一次开始思考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问题。

不过，包括毛泽东本人也不会想到，当时尚处在创业时期的国有企业会在70年后把成为世界一流当做普遍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后以重工业为主的国有经济布局，则会遭遇到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冲击，使得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问题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问题纠缠在一起，他们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从而塑造出了国民共进、互相依存的全新生态。

从低到高

 

70年来，我国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从最初的“以钢为纲”到如今的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从紧缺时代满足国民经济基本需求，到高质量发展时代的领头羊，不断优化升级，但作为国家工业体系“定海神针”的地位始终不改。

钢铁，无疑是产业布局调整前半程最抢眼的“赛手”。

1949年12月，我国西南边陲硝烟未散，钢铁会议就已经在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个工业门类会议。当时，共和国的手里，只有刚刚接管的鞍钢、唐钢，还都处在瘫痪状态。

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明确提出“钢铁要过江”。与苏联签订的援助项目中，就包括在南方建设钢铁工业基地。

为了建设更多钢厂，从1953年起，鞍钢先后对口支援了武钢、攀钢、太钢、酒钢、水钢、宝钢等20余个大型钢企，累计向全国输送干部和工人近12万人。“鞍钢就像老母鸡，下蛋下到全中国。”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说。

包钢动工缺人才，鞍钢派出了全国劳动模范孟泰等7000多名干部员工，协助其解决技术难题。有了全国支援，包钢很快建成投产，结束了草原上不产一两铁，奸商们用一包针换走一只羊的历史。

不过，要建设更多钢厂，仅靠鞍钢还不够。

1956年，国家在齐齐哈尔动工建起了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中国一重）。作为生产工厂的工厂，该企业在建期间，就为包头钢铁公司设计和制造了1150初轧机，自行设计制造了12500吨水压机，解决了包钢的设备缺口。

有了设备，谁来施工？

当时尚归冶金部领导的中冶集团，从1948年参与鞍钢建设，到建设武钢、包钢、太钢、攀钢、宝钢等，先后承担了国内几乎所有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要生产设施的规划、勘察、设计和建设工程，堪称构筑新中国“钢筋铁骨”的奠基者。

此时，正是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代表的工业建设全国开花。在当时的背景下，国防、冶金、能源、机械项目成为主流，轻工业数量极少。

这一时期，新中国第一批12辆国产汽车开出了厂房；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工业体系雏形初步形成。1953年至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速达到18%，远高于历史同期的其他国家。

对此，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评价说：“共产党中国的工业成长是迅速的、动人的，而且也是可怕的。”

不过，中国的最高层认为，工业化的生产节奏还可以再快一些。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钢是连接着整个工业的一条纲”，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切实把钢这条纲抓起来。

一场全民参与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开始。在勉强将我国钢铁产量提升到一千万吨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痛定思痛，新中国发展钢铁产业的理念渐趋理性。

1972年，武钢从日本、西德引进了一套价值40亿元的一米七轧机。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引进最大的工业项目，为提高中国钢铁的品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再次意识到，落后的钢铁工业，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建设的关键因素——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发行一元硬币。造币厂找遍了全国，也没有找到“硬度高、纯度高、耐摩擦”的造币钢。

1978年，总投资为300亿元的宝钢计划书获批，成为改革开放我国第一个大项目。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提出，宝钢追求的不是与国内企业对标，而是向世界上最优秀的钢铁企业看齐——建成之日，宝钢就已牢牢占据我国钢铁行业的金字塔顶，目前则定位为以钢铁为载体的高科技企业。

随着国有企业数量多不断增长，以及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企业的进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范围，进一步向能源、电力、石油、钢铁、化肥和汽车等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集中，从而使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加强。

与此同时，众多中小型国企日益陷入困境，开始从某些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

1999年9月, 党的第十五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首次提出“有进有退, 有所为有所不为”，并把有所为的领域明确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 自然垄断的行业, 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 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尽管相关的表述有所调整，但国有企业“有所为”的范围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加上受1999年美军飞机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的影响，新世纪以来，军工行业步入高速发展阶段。

在此之前，为了适应几次大裁军带来的军品任务陡降的新形势，多家军工企业开始拓展民品业务。以航空工业集团为例，1983年已涉足了包括汽车、摩托车、制冷设备、机械装备等在内的上千种产品。到1988年底，民品产值已占航空工业总产值的73.7%。

相应地，企业对军品发展投入的资金、精力受到一定影响，军工产品的创新速度明显放缓。

比如，1997年歼11已经立项，但是相关投入不到位，项目迟迟没有正式启动。轰炸事件发生后，国家正式启动了这一项目，并提出了关键部位材料国产化率95%的高要求。

在上下游单位共同努力之下，歼10、歼11等新型飞机大批量装备部队，中国军机实现了以二代装备为主向以三代装备为主的巨大跨越。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对国防工业的重视程度一再提高，相关企业效益持续优化，军工央企普遍进入世界五百强名单。歼20、歼15、运20、空警2000、辽宁舰、东风21D、东风31A等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武器装备成系统成建制地装备部队，形成了强大的作战能力，为维护我国领土、领空、领海完整，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快速进步。

如今，国有企业在引领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2014年以来，青岛双星率先在全球轮胎行业建立了第一个全流程“工业4.0”智能化工厂，工厂中80%的智能装备都是由双星自主研发和制造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近3倍，产品不良率降低80%以上。德国专家评价说，双星“引领了世界轮胎智能制造的方向”。

2015年，中煤科工太原研究院研发了世界首套全断面高效快速掘进系统，这套系统首次把过去分步实施的煤炭采掘、运输、除尘等多道工序集于一身，掘进能力达到传统综掘方式的十倍以上。

再比如，盾构机是挖掘隧道、修建地铁的神器，在提高速度、改善质量和安全性方面作用突出。但我国盾构机正式起步于2001年，比西方国家晚了上百年。然而，在以王杜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不仅成功实现了盾构机的国产化，由中铁装备自主研发设计和制造的盾构机还出口到了西方国家，实现了从模仿到超越的逆袭。

 

中国高铁的发展离不开一批国企的共同协作，图为中国通号打造的全国铁路调度指挥中心。

近年来，中国列车不断提速，光滑平顺的轨道是重要保障。为此，中国铁物自主开发了轨道打磨车作业智能设计系统，还将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引入钢轨保护领域，着力打造钢轨全寿命管理平台，初步实现了对钢轨状态的智能管理，年打磨里程可达3至4万公里。

为了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2003年以来，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之间的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不断，央企从196家减少到目前的96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进一步聚焦实业主业，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集中。截至2018年底，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交通运输、电信、煤炭等行业的占比达到80.1%，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之基。

由山向海

 

新中国成立时，工业设施少，质量差，分布不均。仅有的工业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周边。

为改变这一局面，“一五”时期国家确立了有计划地、均衡地布局工业的指导方针。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例，就涉及到了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据时任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回忆，这样的布局既考虑到了原料、燃料问题，也“有利于带动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以及军事问题。

其后，历时接近20年，涉及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的三线建设项目，则遵循了“靠山、分散、隐蔽”的分布原则，更多地考虑到了军事安全问题。

比如，二汽（东风汽车）选址在湖北十堰，东方电气则选址在四川德阳，攀钢则选址在四川攀枝花。在当时，这些地方基本都是人迹罕至之地，战略纵深长，即使打起仗来也很难受到影响。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一时间，从东北、沿海地区的城市中，大批成熟的工程师、工人开始向深山迁移。

1969年10月，来自全国30多家工厂、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建设者，以及两万多民工，汇集在十堰周边，拉开了建设二汽的序幕。人们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十堰真奇怪，一条马路直通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

毫无疑问，这样的环境下，建设难度是很大的。

东方电气集团第一个子企业东方电机建设初期，创业者为了赶工期，在相关装备一时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凭着满腔热忱，使用麻绳拖拽、安装了60台设备。东方电气第一任厂长丁一，将其总结为“一根麻绳闹革命”的精神。就是凭着这样一股精神，东方汽轮机、东方锅炉相继创建，形成了以东方冠名的电力装备企业群。

一座座大型工厂在崇山峻岭中拔地而起，人员辐辏、家属云集，工厂往往演变成为了城市。比如，涟源是湖南腹地的一座县城，由于涟钢的驻扎而升级为地级市娄底。攀枝花市，也是因为攀钢的建设而逐渐形成的。应该说，这为内地工业化和缩小区域差距打下了基础。

为解决西南山区人民和三线建设者的出行难题，解决相关企业建设原料、产品运输问题，1958年，成昆铁路开工建设。

成昆铁路全长1083公里，平均每1.7公里一座桥梁，每2.5公里一座隧道，设计难度之大、工程之艰巨前所未有，被多国专家断言为“修路禁区”。因为施工难度太大，这一项目三上三下。毛泽东知道后十分焦急，“成昆线修不好,我就骑着毛驴下西昌”。

1964年7月2日，周总理明确批示：“修成昆路，主席同意，朱委员长提议，使用铁道兵修。”随即，铁道兵（中国铁建前身）等各筑路大军共计36万余人从全国各地陆续向成昆线集结，展开了成昆铁路大会战。

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正式通车，结束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2000万人行路难的历史。期间，超过2100名铁道兵指战员忠魂永留山间。

路通人旺。西南地区的三线企业更繁华了。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沿海地区倾斜，三线企业远离市场、远离城市的固有缺点开始暴露，大批三线企业开始搬迁。比如，东风汽车总部搬迁到了武汉，位于河北邯郸武安县的新兴铸管则将总部放到了北京。

跟随三项项目进深山的建筑企业，也开始向沿海靠拢，他们竞相进入深圳、厦门、珠海、广州等开放城市，抢抓发展机遇——当时闻名遐迩的“深圳速度”，就是刚刚来到深圳的中建三局创造的。

随着东西部经济差距日渐拉大，1999年起，国家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

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再次冲锋在前。

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有企业牵头的这两项超级工程相继开工，不仅将数千亿元投资倾泻在西部地区，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还将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国民经济灵活的双手，国投的二次创业期间（2003-2013年），超过70%的投资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测算，仅锦屏一级水电站建设期间，就提供了9.44万个就业机会，每年拉动四川省GDP增长约3.41%。而像这样的水电站，雅砻江流域一共要建20多个。

地无三里平，严重制约了贵州的经济发展。2012年起，为解决当地修路资金缺口问题，中交集团与贵州签订合作协议，投资修建了贵阳至都匀、贵阳至瓮安、贵阳至黔西等多条高速公路，占贵州高速公路的四分之一左右，为贵州实现县县通高速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在新疆、西藏、青海累计完成投资约1万亿元，捐助资金超过40亿元，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近几年来，国有企业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雄安新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部署中积极发挥作用，为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做出了新的贡献。

国内布局不断优化的同时，国有企业加大了开放力度。不少企业构建起了聚焦全球资源，开拓全球市场的全新发展格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有企业为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打通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渠道，进行了多方尝试。

1950年，中国进口公司（中化集团）成立，该公司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进口了大量国内急需的橡胶、化肥、农膜等物资。不仅弥补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缺口，也开辟了国际石油和化工品的进口渠道。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积极把握新形势，探索了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建设的新路径。

比如，广东引入香港资金，投资建设了大亚湾核电站。上汽、一汽、东风等汽车国企，也与国外汽车厂商成立了多家合资公司，加快了中国汽车工业化的发展步伐。

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国有企业开始走出国门。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施工局本着“参与建设香港，为国家赚取外汇”的初衷，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海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迈出了进军国际建筑市场的步伐，这也就是中建集团所属的中海集团的前身。1992年8月20日，中国海外集团成为第一家以香港本地业务上市的中资企业。

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国迎来了第一轮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剧锦文说，“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已从过去以贸易为主，逐步拓宽到以工业制造、建筑工程、能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通讯工程、商业服务、农业等行业领域。”

党的十八大之后，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有企业坚持把自身发展融入世界经济，充分发挥企业技术、资金、管理、品牌等综合优势，为合作伙伴和当地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比如，2018年7月，青岛市属国企双星集团完成了对韩国锦湖轮胎的控股，双星也因此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全球前十的轮胎企业。2019年8月，锦湖轮胎发布二季度业绩报告，实现时隔10个季度以来的首次盈利，同比增长近300%。分析认为，锦湖轮胎扭亏为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双星对其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

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已有10700多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担了3300多个重大工程项目，为所在国家建设起了“连心桥、致富路、发展港、幸福城”。

走出去、引进来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视野不断拓宽，思想持续解放，国际化程度稳步提升。

 

2019年10月16日，中广核的“黄金人”与法国师傅在大亚湾核电基地再聚首

比如，在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首任负责人王全国大胆地引进外方管理、技术人才，并花重金送中国人到西方学习核电的运营管理经验，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建设、管理、运营、技术人才，其中就包括中广核董事长贺禹、总经理张善明等。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国核电才能在30年时间里，完成从进口到出口的巨大跨越。

再比如，1984年，我国建设鲁布革水电站时，中建集团等中方施工企业无不为日本大成公司高效率、低成本的管理模式而震惊，从而掀起了一股鲁布革经验的学习热。时至今日，世界上最优秀的基建类企业，基本都是中国国企。

高速铁路、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特高压输变电、5G技术……经历过全球市场化浪潮洗礼的国有企业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实现了逆袭，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民共进

 

1949年，国营经济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达到了50%左右，在金融、铁路、港口、航空等产业，国有经济更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不过，由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继续壮大国有经济，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1954年，近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同仁堂在北京第一家申请了公私合营；1956年，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在上海带头实现了公私合营。1956年底，99%的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对于荣毅仁等“资本家”，政府支付固定股息，年息5%，共支付10年。据统计，国家共支付定息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到了1966年，私营工商业从我国经济中基本消失，国有经济也因此而实现了在微观经济层面的全面扩张。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及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私营经济逐渐崛起，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开始逐步下滑。不过，在重工业等领域，国有企业仍保有绝对优势地位——1985年，国有企业在全国重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78.1%。

此时的私营经济主要分布在国有企业难以企及的产业领域。“这个时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更多地是合作，两者之间的竞争还不是主流。”剧锦文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意识渐入人心，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开始出现各种不适应。

1994年，曾稳坐中国国企头把交椅几十年的的鞍钢，陷入了极危险的局面：工资停发、高炉停产，连买煤的钱都是向员工借的。

鞍钢的情况并非孤例。1997年，全国国企利润仅为428亿元，相当一部分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和退休金。不稳定事件不断发生。如果置之不理，中国国企将全面瓦解崩溃。

1995年，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提出，抓大放小可能将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一条新路。更早之前，山东干部陈光已经先后在所主政的诸城、菏泽进行了实践，即将亏损的国有中小企业卖掉，无人要的送出去。他也因此得名为“陈卖光”“陈送光”。

1996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派出联合调查组对诸城进行了实地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诸城模式值得全国推广。

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央正式提出，国企改革要坚持抓大放小，收缩战线。自此，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坐镇的一场国企脱困战就此打响：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了公有制序列，涉及职工4000万人，5000多家扭亏无望的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安置职工上千万人，近3000万人下岗。

脱困战之后，国有企业数量大大减少，发展状况却明显好转，一些本来前景堪忧的中小型国企改制后，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时代。

在国有企业战线不断收缩的过程中，国家对待民营经济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再到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形成、巩固和完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铝集团董事长葛红林认为，国有与民营不是对立的关系，不存在你进我退的关系、非此即彼的关系，应是和谐相处发展的关系，“我们要为国企和民企的同时做强做优做大而高兴。”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一再证明，国有企业离不开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也离不开国有企业。

国能中电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能中电”）是一家专注于大气污染治理、超净电力和生物质能的环保能源集团，主要为电力、钢铁等行业的国有企业提供脱硫脱硝及除尘服务，客户涵盖神华集团、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大唐集团以及山东钢铁集团等大型国有集团。在电力行业已经累计执行环保项目107个，涉及机组205台；在钢铁领域已经累计执行环保项目13个。这些项目每年可减排污染物约150余万吨，其中二氧化硫约100万吨，氮氧化物约20万吨，粉尘约30万吨。国能中电集团董事长白云峰表示，“国能中电将以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专业的服务，助力国有企业在打赢污染防治攻坚中发挥更大作用。”

电商产业兴起以来，涌现出了一批淘宝村，其中超过800个位于省级贫困县，不少地区由此而脱贫。电商脱贫的背后，是两家电网企业斥巨资进行农网改造，三大通讯运营商不断加大网络投资，通上致富电、建起智慧网的结果。

进入新时代，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成为经济领域的新生态。

2013年至2018年，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转让部分股权、增资扩股超过700项，吸引社会资本超过2600亿元；通过证券市场开展IPO、控股上市公司增发、资产重组等超过400项，吸引社会资本超过1万亿元。近两年中央企业压减的近13000户法人中，超过2000户的控股权转让给了民营企业。

同时，中央企业在高新技术、生态环境保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也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合作力度，培育和带动了一批企业发展，促进了相关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比如，国投出资216亿元，发起了多支国家级基金，超过70%的资金流向200多家民营企业，其中已有12家成功上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这一论述，再次为打破所有制隔阂，推进“国民共进”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