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201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以来，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控制宏观杠杆率以及增强
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等方面都有较大进展。但鉴于过去实体经济与虚拟
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以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一步，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并已经形成共识。但对高质量发展怎样理解，以及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分析高质量发展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我们提出高质量溢价概念，以及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涵盖贯穿
宏观经济、区域或产业、企业及其产品（服务）协同的动态发展体系，并认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和关键突破口，进而分析企业怎样实施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实施高质量发展的环境需求。
一、发展实体经济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
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凸显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平衡，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存在一些问题和潜在的风险。我们认为，实体经济的问题来自自身的创意创新、质量品牌等方面上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来自虚拟经济潜在的风险。一方面，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而自循环发展，同时金融业助推房地产业形成的死循环，存在较大的泡沫风险；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如扣除实体经济的平台，真正的实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生态与文化环境急需改进。更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中的一些企业由于创新不足，竞争力弱，利润空间有限，只能在原材料等要素上打折扣，以不达标排放降低成本，生产出质量低或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结果，实体经济不仅自身受到伤害，而且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瓶颈。我们认为，这些都归结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一方面，本来社会资源应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合理配置，但由于虚拟经济回报快且高，薪酬收入高，以致虚拟经济吸收大量资本等资源自循环，既挤占了实体经济要求的资本等资源投入，又游离实体经济之外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业游离实体经济的自循环还形成不良的生态文化，对人们的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以及生活观与生命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力和资本都追逐虚拟经济；对诸如实体经济灵魂的质量、品质、品牌以及展现“踏实、吃苦、肯干”的制造业文化、工匠精神都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以致一些制造业企业转而发展金融地产，既加剧了金融和地产泡沫，又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结果整个经济陷入“入虚脱实”境地，实体经济难于支撑虚拟经济，尤其制造业产业托不住金融地产业，而金融既然不能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足够收入，就只能再次通过金融交易加杠杆、创造价差，这种“资金空转”导致了在较弱的实体经济基础上人为“创造”较大的金融泡沫，对整个经济将带来巨大的风险。对此，中央高度重视。2017年11月8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会议强调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提高统筹防范风险能力，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2017年11月20日，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的意见》，这是中央着手解决金融监管、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2017年12月1日，银监会首次定义现金贷，并划定7条风险底线。同时，
专家学者还引入“绿色金融”“监管科技”，有利于对金融工作加强全方位监管与问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
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无疑，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严金融监管，不管从短期还是从中长期来看，都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应对各种风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发展实体经济，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的关系与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知，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要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问题，进而规避、减弱或消除潜在风险。这就需要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着特殊的辩证关系。原本，在人类社会有剩余产品时产生了交换需求，进而等价物出现，因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是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构成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中两个不可缺失、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实际中准确、合理、有效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一方面，整体经济是人类社会永续、动态和复杂的劳动与生活过程，这种客观复杂性决定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平衡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相对的平衡关系的理解与认识不同，决定他们的思维、动机与行为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因此，只有在正确的理解下追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对平衡，才能使它们处于良性循环，使整体经济运行稳定、健康、可持续。否则，它们处于恶性循环，对整体经济会产生巨大破坏作用。国内外历史上发生过的泡沫破裂事件，让人们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可见，什么是相对平衡与如何把握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的关系与特点，从而有利于准确把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形成良性循环。
1.实体经济具品质特征，虚拟经济具文化特征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体经济最大的特征是满足人类的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需要，虚拟经济是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固然虚拟经济通过创新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实体经济是基础。从经济发展时序上说，实体经济呈长期趋势，虚拟经济呈围绕趋势的波动，当然这种波动代表着激励或势能，也是一种动能，体现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波动对应趋势基准应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幅度，两者表现为统计上均值与标准差的关系，标准差的大小代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的度量。从长期发展来看，实体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产品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现为品质，而虚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服务与艺术，表现为文化。只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融为一体，才能创造出国家经济的品牌。
2.实体经济表现为硬或重资产型经济，虚拟经济表现为软或轻资产型经济
从投入要素来看，相对地讲，实体经济投入的知识少，而虚拟经济投入的知识多。也就是说，实体经济价值中知识所占比重小，即脑力（智力）劳动所占比重小，而虚拟经济价值中知识所占比例大，即脑力（智力）劳动所占比重大。从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来看，实体经济从业人员受教育（平均）年限低于虚拟经济从业人员；从劳动者报酬来看，实体经济的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报酬低于虚拟经济的从业人员；从管理上来看，实体经济在微观上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大，而虚拟经济在宏观上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大。因此，实体经济表现为硬或重资产型经济，而虚拟经济表现为软或轻资产型经济。实体经济的生产需要体现脑力劳动的知识创新与应用，同时还需要大量厂房、机器仪器设备与流水线等投入要素，而虚拟经济的生产主要需要体现脑力劳动的知识创新与应用。
3.实体经济具有约束性，虚拟经济具有无约束性
实体经济受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限制，其发展规模依市场规则是可以预期且可以控制的。但由于虚拟经济具有预期或非预期放大的正负作用或溢出效应，比如计算机的产生本来是解决复杂计算问题的，结果它改变了世界；再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与行为。因此，虚拟经济原本应实体经济需求产生，但一旦产生后，难免会出现“游离实体经济外发展”的背离现象。也就是说，虚拟经济由于不像实体经济那样受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硬限制，其发展动机与规模依市场规则是可以预期或不可预期，但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关键是如何认识这种背离现象，如果把这种背离控制在一定合理范围内，正是虚拟经济溢出的正效应，是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的体现。但如果不加严监管与控制，这种背离就会膨胀，当超出某一阈值后就会产生显著的负效应，表现为虚拟经济产生巨大泡沫风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伤害，以致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拟经济而导致泡沫破裂、整体经济崩盘。因此，正确认识与判断虚拟经济正负作用以及正负作用拐点的阈值是十分重要的，进而实现发挥其正作用，抑制、减弱或转化其负面作用，即实现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积极发展，从而达到良性循环发展。对虚拟经济进行控制特别是预控是很难的，但又是必要的，唯一的选择是对金融业实施加严监管与控制。
4.实体经济相对“实”，虚拟经济相对“虚”
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存在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这是两者相互提供投入要素与循环融合的结果，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一方面，实体经济体现在“实”，是指它满足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基本需要，其生产需要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虚拟经济体现在“虚”，是指为提供满足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基本需要生产所需的服务，以及理财、投资等需求。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直接创造货真价实的利润，而虚拟经济本身创造虚拟或数字利润，只有把虚拟经济融入并通过实体经济才能创造真正的利润。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定价问题，“资金空转”就会产生风险，且空转次数越多，产生的风险越大。此外，实体经济的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且这种关系表现为虚拟网络关系，既有本质区别又有联系。从理论上讲，虚拟经济的不同产业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虚拟网络关系，同时实体经济不同的产业与虚拟经济不同的产业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关系。即使我们只考虑实体经济及其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统计上讲，这也是多维均值与标准差的非线性叠加关系。因此，把握这种关系的难度是很大的。我们需要把握实体经济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的内在关系，既要平衡实体经济产业发展，又能创造虚拟经济中的制度、政策、监管等满足实体经济产业需要，还能发展虚拟经济。正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实与虚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不对等的。也就是说，虚拟经济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作用远大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样，这也是需要加严监管金融的理由。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是国家整体经济的基本面，又是坚实脊梁；虚拟经济是整体经济的晴雨表，又显示未来信心。但这种信心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之上，否则，晴雨表失灵，信心会不足。同时，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多维性，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还体现出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不对等性。这给我们把握这种相对平衡关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与难度。如果我们把握好这种相对平衡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就呈良性循环，使整体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否则，二者处于各种各样的不良循环中，会造成国家经济不稳定、不健康、不可持续发展。针对它们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认为，基于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因此加严监管与控制虚拟经济要比实体经济调控更为重要。这一点对于我国当前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基于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具有复杂、综合、动态、不对等性的相对平衡关系的认识与把握的难度，发展实体经济的思路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以满足发展实体经济需要从严、适度发展虚拟经济。那么，怎样发展实体经济？我们认为，需要营造以下五个环境。
1.企业家成长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实体经济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关键，也是实现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同时，实体经济是推进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2017年9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在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中，要落实文件精神，努力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企业家的作用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熊彼特则强调创业精神，企业家就是创业者，是开创新生意并承担其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人。可见，企业家不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是赋予理想、勇于作为和承担风险的人。他们是国家经济脊梁的顶梁柱。试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人愿意当企业家，那将是什么情形？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关键是我们的社会应该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让那些想成为、有能力成为企业家的人在创业中，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创业中成长。
第一，企业家是社会中的优秀群体，他们具有极强的创新特质、资源整合能力和拼搏精神，能够敏锐地感知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和消费者的未来需求，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这一点对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尊重企业家，肯定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正确看待他们，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第三，营造企业家文化，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2.工匠人才培养环境
营造社会氛围，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关系。一方面，要尊重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是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的基本需求。要建立正确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生活观、生命观，根据兴趣爱好选择职业，这样有利于转变就业观念、创新实体经济、追求美好生活、实现绿色发展。另一方面，要敬畏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推行王浩院士基于“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水管理”提出的“自律式”发展思想，这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底线。否则，发展了实体经济，却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是得不偿失的。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为此，在实体经济发展中，我们既要坚决摒弃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理念，坚决杜绝过去“吃掉子孙饭”的错误行为。同时，我们需要营造培养工匠人才的社会环境。
第一，弘扬工匠精神。长城、都江堰、故宫、“水长城”红旗渠等，以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世界奇迹，也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象征，更是我国工匠精神的典范。在新时代，更要把工匠精神发扬光大，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工匠人才”的生态环境。
第二，营造工匠文化。大力宣传我国历史与当代各行各业工匠大师坚守兴趣初心、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宣传他们“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着踏实的工作信念与态度，宣传他们成长成才的事迹与贡献，让历史记住他们，让我们及后辈敬仰他们。
第三，营造制造业文化。对于制造业，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是反映其水平与质量技术指标的“三度”，也可以高度概括为“态度”。首先，要从态度上敬畏资源、敬畏环境、敬畏制造、敬畏产品；其次，要从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上敬畏设计、敬畏技术、敬畏工艺，营造制造业文化，以形成劳动者有信仰的态度以及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创新合作、精益求精的风气，为那些想成为新时代工匠人才的劳动者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3.质量与品牌提升环境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成为主题，坚持质量第一、推动质量变革、增强质量优势、建设质量强国成为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向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致贺信中指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质量的需要，新时代就是质量的时代。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必须营造好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环境。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进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凸显了质量特别是制造业质量的特殊重要性。坚持质量第一、质量为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下最大气力开展质量攻关、提升质量标准、提高进出口商品质量、加强全面质量监管、打造质量品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每个企业、每个
组织、每个人都需要在提高“中国制造”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方面作出应有的努力。
第二，进一步落实国家质量发展战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推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企业提升质量管理、传递质量信任、培养质量人才。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积极推进“质量管理体系升级”工作，大力推动建立突出行业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动建立特定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推动开展整合管理体系认证、加快认证技术创新、鼓励开展认证增值服务。
第三，在制造业研发创新中积极推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即“负责任创新”。负责任创新是哲学家海斯托姆、欧文（Richard Owen）等在韦伯（Max Weber）、约纳斯（Hans Jonas）、伦克（Hans Lenk）等人提出的“责任伦理”和“预防伦理”等基础上提出的。欧文认为，负责任创新意味着通过目前对科学和创新的集体管理关注未来。欧洲委员会成员尚伯格（Rene von Schomberg）进一步认为，负责任研究和创新是一个透明的、互动的过程，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在此过程中多方面彼此呼应，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和其适销产品的（伦理）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赞许性，使得科技进步适当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负责任创新”对于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绿色设计、制造与消费，开展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质量保障方法体系上，积极推行“双归零质量保障方法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航天工作者基于“负责任创新”理论创造的质量保障方法体系，“双归零”追求的是工程产品和工程过程在质量和管理两个方面上的“零缺陷”和“零事故”。其中，技术归零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管理归零要求“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可见，这个体系对于制造业具有普遍价值。
第四，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保护生产高质量产品企业获得质量溢价。在营造质量环境中，重要的是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因为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就会上升，如果因市场机制与规则缺失或失灵，市场上不能形成优质优价，即质量溢价，则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就没有利润，甚至亏损。这样的市场环境极不利于实施质量战略，更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必须建立优质产品产生质量溢价的市场机制与规则，营造一个良好环境，保证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足够多的利润，实现质量持续改进与提升。为此，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打击违法排放，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给优质产品应有的较大市场占有率空间；另一方面，要形成优质优价机制，以确保优质产品获得质量溢价，让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有助于企业创新驱动，实现质量发展，提升实体经济产品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第五，创造品牌溢价。基于品质是由产品（或服务）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达的，所以需要从品质和文化两个方面开展品牌建设。同样，创造品牌需要更大的投入，产生的全部成本更高，这个成本包含整个品牌建设中所产生的各种费用，如研发、创新失败费用等。鉴于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一种知识产品，其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所以品牌产品更应该充分体现“优质优价”，在定价机制与政策方面应允许有较高的品牌溢价。同时，在全社会还需要加强市场监管，加大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力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品牌产品提供干干净净的环境，让品牌企业获得高回报，实现品牌溢价，让品牌企业在未来有机会、有资源、有发展，实现以质量为基础，以创新为灵魂，培育创造出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值得重视的是，积极借助军民融合，把国防航天军工先进技术应用于民用产品开发制造中，创造中国品牌是大有作为的。
4.人工智能引领环境
城市是实体经济的载体。
第一，要把智慧城市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智慧城市建设的灵魂是智慧，因此既要用智慧建设城市，也要用智慧发展实体经济。一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城市建设。智慧城市主要体现在“智慧”两字上。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保护，从城市建设理念、定位、功能、路径等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每个城市都应充分利用智慧的力量，并把智慧融入城市功能、规模空间布局中，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人口、交通、金融、生态环保发展以及社区、医院、学校、商店、垃圾处理等的智慧化。比如，在城市建设中，应考虑城市采光与通风，既要避免光污染与通风不畅，又要利于防火；在城市空间、造型与色彩上，既要外显城市文化与精神，彰显中国建筑文化，又要给人以美的感受；挖掘中国古城地下排水系统神奇功能，用以设计城市排水系统；在材料选择上，要选择那些减少能耗、绿色化的；高层建筑要防火防震；工业园区、社区、保护区、处理区、消费区、政府服务区等要科学合理；居民住房、城市街道与生产、供应、服务设施建筑协调，避免家里干净、社会街道不干净的现象；所有城市建设材料选择可拆解回收利用的，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实现节能减排、零废弃。二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实体经济建设，集世界智慧驱动实体经济技术、工艺、产品与管理创新，发展智慧经济，同时驱动知识创新，发展知识经济。如前所述，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关系以及实体经济循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需要大智慧、大知识、大技术与大管理。三是通过围绕智慧化城市建设发展智慧化实体经济或围绕智慧化实体经济发展建设智慧城市，把实体经济与智慧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利用知识创新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和信息网络发展实体经济，实现智慧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飞速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它既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平台，又是与社会新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延展性和渗透性。我们认为，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流将真正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能能源、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政府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动能，为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机遇与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将在国防、医疗、工业、农业、能源、金融、商业、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催生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为各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以人工智能为引领，把实体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是人工智能驱动知识流的三大关键技术，因此，通过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应用，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水平，同时应用知识、数据、算法和应用领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第三，关注和利用我国大科学与大科学装置研究所取得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贡献的成果，支撑未来的实体经济发展。通过精益化、标准化、自动化、服务化、个性化、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实现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5.金融监管加严环境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发展虚拟经济，重要的是把握两者的平衡关系和处理平衡关系的选择。
第一，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政策支持，虚拟经济发展也需要，但支持虚拟经济的政策应以满足、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认为，在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上，应以绿色发展为抓手来实施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以绿色制造业带动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大力推行绿色设计、制造、消费政策，同时推行绿色金融，“金融思维”应以支持绿色实体经济发展为前提。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所谓“财富=收入+债务”的观点是错误的，“家庭的职务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例”的观点也有失偏颇。它们误导或诱导人们过度负债与过度理财，追求“一夜暴富”，加剧资本自循环。另一方面，加大税收精准政策，实施严格的阶梯税率，减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异。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尊重知识、技术与人才，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国民收入初次与再分配中利用税收、法律、保险等政策，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范围，或对实体经济减税，有利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相对平衡，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生活观与生命观，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对平衡以及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关系，当它们处于良性循环时不需要调控，但当它们处于失衡时则需要调控。在调控方向选择上遇到矛盾时，应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原则，也就是以有利于实体经济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有时就需要虚拟经济做些牺牲，而不能为了虚拟经济牺牲实体经济。至于调控力度的确定，则需要通过长期理论与实证研究找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多维相对平衡关系测度与阈值，从而判断两者是否处于相对平衡或良性循环，以及确定调控方向与调控力度。显然，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为此，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对金融加严监管。不可否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金融科技为金融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促进了金融创新，但同时对金融生态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金融监管形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为应对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监管科技应运而生。鉴于金融科技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融入金融体系，呈现跨界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等特征，监管科技同样强调新技术，诸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生物识别技术、数字加密以及云计算等在监管领域的运用，以提升监管效能、降低金融从业机构的合规成本，实现“主动式监管”。通过加严监管，实现资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向流动，而不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向资本方向流动，更不是资本的自循环，从根本上解决虚拟经济泡沫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强国家经济脊梁，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四、实体经济发展的选择：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表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还提出“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以及“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至今，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并且全面实施高质量发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基于改革开放，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与长远意义重大。
怎样理解高质量发展以及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做些深入思考。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作为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抓手，是保护与振兴实体经济，尤其是做实、做强、做精制造业的生命线，应从宏观、区域或产业、企业经济系统理清高质量发展体系，从而真正把高质量发展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以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对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与实际工作部门，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有必要分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1.关于质量与高质量
在物理学中，质量是指物体的一种性质，即物体所含物质的量，它是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这里我们不考虑物理量，只关注经济与社会领域。在经济领域，质量是指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所具有的一组固有（特征）特性及其满足（用户或使用者）要求的程度。我们认为，这里的“特性”是指对事物、产品或工作的功能（性能或职能）的描述。在社会学领域，质量是指（客观）价值或主体感受的现量，如（观察）社会质量，包括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我们认为，这里的“适应性”是指社会，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为大众生活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种类和数量的选择性。
对于如此的特性或选择性，大多数都是可以测度的，同样，满足要求的程度或水准都也是可测量的。也就是说，质量是可以测量的。
特别地，在企业领域，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认为，产品质量是产品的适用性，即产品能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美国质量管理专家克劳斯比认为，质量是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美国质量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质量是满足需要；全面质量控制创始人菲根堡姆则认为，质量是指营销、设计、制造、维修中各种特性的综合体。我们认为，产品的适用性或符合规定要求就是使用要求，并且通过产品的（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表达产品所具有的固有特性。这里的指标可以选择正向指标，即指标数值大小与功能正相关。
无疑，事物、产品或工作所具有的固有特性及其满足要求的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都有着很大差异，即质量是可测量的，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因此在经济领域，高质量是指事物、产品或工作具有多且高（强或好或特殊）的特性，以及满足要求的程度高；在企业领域，产品高质量是指其所具有多且高的（满足用户使用要求的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值高，以及用户使用后获得的满足程度高；在社会领域，高质量是指向社会大众生活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种类和数量多且适应性高（强或好或特殊），以及大众生活水平标准高。显然，这些产品或服务都是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提供的。值得一提的是，高质量还包括企业、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高效的经营与管理运作。也就是说，高质量具有普适性，即任何领域中的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中都有高质量问题。
随着社会进步与人民美好生活的提高，尤其对企业来说，质量相关的使用要求受使用时间、地点、对象、社会环境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变化而变化；同时，满足程度基于对产品的功能（性能）、经济特性、服务特性、环境特性和心理特性等方面也是不断提高的。当然，对质量的把握需要综合考量高质量产品的需求量、功能技术、成本提高、市场溢价等，并做出适当决策。
2.关于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
理论上讲，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是两个维度的，高速增长阶段对应低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对应低质量发展。因此，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两个维度可以组合成四种情形：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低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高速增长阶段、低质量发展；低速增长阶段、低质量发展。当然，从主观愿望上，我们都选择并追求高质量发展，低质量发展不是我们的意愿，但客观实际中确实存在低质量发展的现象。这里，我们不讨论低质量发展的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的事实表明，高速增长阶段也可以是高质量发展，但因为有“速度与质量”的悖论，所以实现的难度大。同样，低速增长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相对容易，但因为主观“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也可能导致低质量发展。未来，我们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而无关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但显然低速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
3.高质量发展的选择
高质量发展是指以高质量驱动的发展。提高质量需要创新，当然创新也是提高质量的重要目标之一。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既表现为高质量的投入要素（包括人力、技术、资本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也表现为高质量的产出（包括产品、服务、人力、技术、资本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质量增量）。这里，我们把投入要素的质量增量也作为产出，在客观上尊重投入与产出是一个循环过程，在主观上又具有重要的价值；也表现为高效的投入产出运作过程和高投入产出效益；还表现为对社会和谐稳定与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的贡献大。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都应追求高质量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和现实情况，高质量发展也可以理解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即以高质量驱动发展的阶段。我们认为，由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必然的选择。如前，我们不讨论低质量发展。但理论上讲，高质量发展可能对应高速或低速增长阶段，实际中，基于过去高速增长阶段带来的资源（包括生态与环境等）瓶颈约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不讨论高速或低速增长，但像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指标客观描述来说，随着经济总量基数，尤其高速增长阶段基数的持续增加，其增长速度一定是递减的，这是客观规律与现实。因此，我们面对的唯有高质量发展的选择。
4.高质量发展具有普适性
基于以上理解与认识，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既包括内容领域（横向）维度，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高质量，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高质量；也包括开放的（国内外）层次领域（静态纵向）维度，宏观、中观（区域或产业）与微观（企业）；还包括反映内外部环境（市场以及制度、政策、文化）变化领域的时间（动态）维度。因此，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三维度涵盖贯穿宏观、中观与微观及其领域内容协同的动态发展体系。这就是对高质量发展中相关的质量与高质量、事物或产品（服务）或工作、大众生活适应性以及宏观、区域或产业、企业经济的内在逻辑关系的诠释。
五、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企业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形成六种情形：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的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高质量发展。简单地讲，高质量发展可以概括为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1.高质量发展的细分层次
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认为，在宏观层次上，重点是在经济全球化下，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高质量发展及其持续改进，把握宏观经济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所谓高质量，就是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的能力和平衡度，即通过市场与政策调控，使相互制约的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资源与生态环境等及其变动都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且宏观经济表现出稳定、健康与可持续。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在中观层次上，重点是基于开放的区域或产业资源优势，结合创新，把握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相对动态平衡。同样，高质量是指高的平衡能力与平衡度，即通过市场、区域与产业政策引导，使相互制约的资源优劣势、区域或产业差异、优化与转型升级等及其变动都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同时打破区域或产业壁垒，实现资源流向与配置科学化、合理化与高级化，且区域或产业经济表现出竞争力提升，有力支撑了宏观经济质量提升以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机会和有利空间。在微观层次上，重点是在创新下的竞争与合作，提高投入要素及环境与产品（服务）质量。如前，高质量是指产品（服务）功能高（强或好或特殊）及其满足要求的程度高，同时提高生产力、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且企业发展表现出创新活力与潜力，有力支撑了区域或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高质量发展的本质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高质量。创新，包括技术、制度、政策与文化等的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与制度支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也是创新大厦的基石。客观上，在高质量发展体系中，由企业到区域或产业再到宏观经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加总支撑过程，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分解指导与调节过程，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实际中，从宏观经济、区域或产业方面，探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热点，但从企业方面分析高质量发展还远远不够，以致最终将难于支撑高质量发展。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且不说“务虚容易，实干艰难”，还在于把高质量发展体系宏观上的顶层设计，通过区域或产业相关机制、制度与政策的承上启下衔接，把任务有效落地到企业也是很难的，也在于在全球化下重新认识“微观到宏观”的“通宏洞微”的难度。说到底，最重要、最困难的是企业高质量有效发展。这不仅需要实实在在创新“真功夫”，特别是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技术创新、提高质量等方面“练好内功”才能立足；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因此，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突破口。
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而企业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又是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对于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是通过创新驱动做出高质量、做出品牌。具体来说，产品高质量是指高品质，即质量（合格）基础之上的优级等级，并且由产品的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描述。高品质与文化融合成为品牌，可见，品牌的本质基础是由高质量决定的。对于品牌来说，持续提升品牌的质量，才能成为著名或一流品牌。因此，提高质量与提升品牌质量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3.企业怎样高质量发展
企业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如前所述，生产高质量产品，必须保证其所固有的特性（高的技术与非技术指标值）满足要求以及满足高要求程度。
第一，需要高质量要素的投入。一是在市场调查需求分析上，尤其是通过分析消费者收入及结构，预测高质量产品市场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及其结构，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技术储备；二是需要投入更多的高质量要素，如人才、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模式以及更多的优质资本，这些都是高质量生产不可或缺的刚需；三是需要新时代工匠及工匠精神。在一定技术、工艺与管理水平下，高质量需要“态度端正、一丝不苟、静心踏实、刻苦钻研”的新时代工匠，还需要弘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更需要营造有利于工匠成长的机制、制度与政策；四是需要企业投入（实施）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机制、制度、政策以及良好的质量与品牌文化；五是需要树立质量品牌意识，担当社会责任，以创新建立并实施高于产业标准、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企业标准，既提高质量，又节约资源、减少排放，既有利于绿色制造，又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第二，需要合理的质量定位。一方面，因为在开发、生产产品时，产品质量水平与产品定位有关，需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实际状况，确定产品的质量水平，这就是质量定位。在进行质量定位上，我们认为，应该考虑质量的边际收益，即选择质量的边际投入和边际收益相等时的质量水平。另一方面，基于质量定位，因为追求高质量，成本必然增加，面对生态环境要求，成本增长更加明显。因此，有两种选择。一是提高质量成本增加，同时因质量提升产生质量溢价，才有可能确保质量提升有后劲、可持续。二是应用价值工程方法，理论上讲，在提高质量要求的功能下追求投入的成本最小，即价值系数最大。但在实际质量定位中，我们应追求质量价格增量和选择合理的价值系数。显然，我们不能一味地提高质量，也需要考虑投入的成本，还需要考虑市场需求、市场规范、市场监管、严格执法以及文化环境。
第三，需要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众所周知，质量可以是零部件、计算机软件或服务等产品的质量，也可以是某项活动的工作质量或某个过程的工作质量，还可以是企业的信誉、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如前所述，质量固有的特性大都是可测量的，并且通过产品、过程或质量管理体系设计开发与实现过程，形成诸如物质特性、感官特性、行为特性、时间特性、功能特性等的属性，它们能够满足明确规定的、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要及其要求程度。在质量管理过程中，质量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工作质量与产品质量同等重要。鉴于对产品质量的技术性考量较多，而对工作质量的技术性考量较少，以及工作质量是实现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和环境保障，所以在质量管理体系中，工作质量管理往往是重点，进而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更加重要。
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
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取决于企业的外部环境。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决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必要的。从宏观、区域或产业经济层次上营造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制度、政策与文化等环境，企业才能应对全球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价值链及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机遇，踏实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1.从宏观层面上讲
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两轮一起转的指导下，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及其顶层设计，兼顾短期和长远利益，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人才与科技、社会与经济、生态与环境、区域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制度与政策，确保宏观经济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发展的信心、实力与预期，提高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能力与平衡度，同时也有利于区域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仅占GDP的0.1%，占研发总投入的5.1%。因此，在宏观层面上，需要调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的研发投入结构，加大基础研发投入，从根本上解决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潜力与后劲不足的问题。
2.从区域或产业层面上讲
基于高质量发展战略及其顶层设计，结合区域与产业（自然）资源、人才、技术与资本以及生态环境优劣势分析，本着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并实施具体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细则，实现开放的区域或产业优化与转型升级，把握“公平竞争与合作”下差异化协同发展的相对动态平衡。同时，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域或产业经济的融合，加大区域协同和关键产业，尤其要加大制造业和农业技术研发，引导与发布技术发展趋势，组织联合重大研发与关键技术攻关，制定并实施相关机制、制度与政策，为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3.在全球化背景下
从宏观、区域或产业角度，基于共赢机制，建立并实施相应制度与政策，把握“开放与保护、竞争与合作”平衡，实现共赢。在共赢过程中，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有的制造业存在诸如“税负重、生产要素涨价、融资难”等现状，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把产业尤其是实体产业做强、做实、做精，提高竞争力，保持完整的实体产业体系、保全国计民生的实体产业资产。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让的“核心、受制于人的技术”的巨大差距，这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目标。可见，高质量发展既是创新驱动，也是创新驱动的选择。
4.加强市场监管，确保高质量溢价
基于高质量具有创新、高成本、高风险以及合同契约的特点，为了保护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合法权益与可持续创新，必须加强市场规范与监管，保证高质量溢价。为此，我们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与侵权行为，保证企业创新的利益；加强市场准入，基于高质量发展需求，提高标准、准入门槛与资质，拒绝不良企业进入市场；加强市场监管，利用大数据与网络技术，实施信息公开、“无死角”监管，让假冒伪劣或侵权产品无处可藏，依法打击行贿受贿等非法营销行为以及不合资质、粗制滥造、非法营销的知识产权（专利）、质量与品牌评价第三方机构，打击虚假合同、违约行为，还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币”市场，这样的市场自然会有高质量溢价，实现产品优质优价。如前所述，这个溢价就是提高质量带来的产品价格上升的增量，但是质量提高的同时还带来产品成本的上升，只有当价格上升的增量高于成本上升的增量，这种正溢价才有意义，才有利于持续提高质量。相反，则是负溢价，当然我们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形。显然，溢价是否为正，基于企业主观能动性依靠技术与管理提高质量时尽可能减少成本的增加，还取决于市场监管能否使高质量产品有高于成本增量的价格增量。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监管不到位，假冒伪劣、侵权等非法现象出现，就有可能带来价格增量低于成本增量，即负溢价出现。当然，正溢价是多少，还需要由市场高质量产品供需关系决定，同时也与企业对高质量市场需求与定位分析有关，如果发生偏差，即使市场监管到位，也可能因需求量低而出现负溢价。
5.加强高质量发展政策分析
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是三维度的动态发展体系。从经济学中，由企业到区域或产业，再到宏观经济的加总，需要引入价格把实物量转变为价值（货币）量。企业是真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服务），由于产品（服务）种类繁杂众多，不可能完全按实物量计算，只能引入价格计算出区域或产业、宏观经济的产品（服务）总价值量（对于具体的细分行业或产业可以按实物量加总）。这就是价格的两面性：不变的实物量和变化的价值量，或者说前者的“实”和后者的“虚”。这里的“实”是指加总出来的，而“虚”是计算出来的。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微观经济。一方面，企业的产品（服务）是高质量的载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同样，就经济学来说，我们认为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很重要，有的学者把这种能力称为“经济学直觉”。在微观经济中，“物有所值”就是指产品（服务）质量的经济性，因此这种微观经济学直觉，即相关产品（服务）质量及经济性的思考能力更加重要。在高质量发展中，还有众多高质量产品（服务）的溢价，使把握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难度更大。此外，高质量发展体系，如同经济系统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萨金特曾说，经济学是组织化的常识性学科。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需要权衡取舍诸如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个人与群体（企业或组织）的能力、努力和偏好，以及激励、承诺、博弈和预期等经验关系。同时，针对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加强高质量发展应对政策以及金融风险防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大背景下的政策分析，防止或消除政策负面效应叠加。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对政策实施前进性分析。任何一项政策都有两面性，既达到预期目标，又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一项政策实施前必须考虑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分析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作用及其作用大小。只有当一项政策既能达到预期目标，又能防止、消除、减弱负面作用或至少负面作用的影响可以被接受时才能实施，否则就需要重新设计。当然，对一项政策实施中和实施后的作用和效果也需要进行分析或评价，以便对其微调与改进，确保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并为下一轮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经验。另一方面，对于多项政策，我们还需要考虑这些政策预期目标和负面作用及其交互影响。显然，防止或消除政策负面效应叠加的难度很大，为此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可以接受单项政策的负面作用及程度，但目的是防止或消除所有政策的负面效应的叠加。因此，要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依据大数据和网络技术，利用诸如微观计量、博弈实验、系统仿真等先进的理论、模型与方法，进行政策及交互性分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性技术支撑。
6.营造支撑高质量的创新文化
无疑，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我们看到，一些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因创新意识不强、创新人才匮乏、研发投入不足等导致创新能力不足，表现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新设备短缺，结果产品质量上不来，市场竞争力弱、占有率低、盈利水平低，反过来又影响研发投入、高端创新人才引进，进而进入死循环。有的企业虽然不缺研发投入，但因创新的机制、制度与政策不完善，导致创新成果不足、后劲不大；有的企业研发资金短缺，更谈不上创新。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创新相关的机制、制度、政策以及创新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为此，在营造良好的创新制度、政策与文化环境的同时，增强创新意识，加大力度对企业尤其是创造真实社会财富的实体企业进行合规减税，以增加研发，尤其是要做好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吸引并用好与留住人才，从而提高创新能力，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
七、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培养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普通高校培养大量基础性或工匠型人才。在实施国家质量、品牌战略中，面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基础性或工匠型人才的需求，以及在“双一流”建设中，普通高校要面对机遇、挑战与激烈的竞争环境以及市场人才需求的变化，从机会、人才、平台、项目等方面来看，困难与压力是巨大的、前所未有的，但机遇大于挑战。普通高校是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决定的，在决定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力量体系中，世界一流大学是决定性力量，高水平大学是中坚性力量，但普通高校是基础性力量。
为此，普通高校面对现实存在的差距与困难，应在实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与分类管理指导的环境下，从客观与主观上坚定信心，发现、瞄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大量基础性或工匠型人才的显性需要和对高端骨干人才的隐性需求，找准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实现一流发展，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建议：首先，全社会应该重视普通高校建设与发展，加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基础性或工匠型人才的投入；其次，普通高校需要找准定位，特色发展，政府主管部门、高校以及教师学生都有责任在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最后，普通高校要紧密结合高质量发展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大量人才的需求，充分调动和利用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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