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经济统计的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
世界经济统计究竟是什么，它要实现什么目的，其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是什么？世界经济统计的目的在于测度世界经济事务，探索世界经济规律性关系，是基于统计数据，用定量的方法尤其是计量的方法，来探索这样的规律。我是1991年上大学的，第二年（1992年）开始搞市场经济，所以我有一个明显的体会：1992年前后世界经济统计的学科变化很大。1992年前，我们讲世界经济统计学的时候，很少讲用综合的方法来探索、测度世界经济，而更多是讲一些指标的加加减减；1992年以后，我们引进了欧美的学科，因此讲得更多的是因果探寻的方法，是用更系统、更严谨的方法来探寻因果关系。其实，在世界经济规律性关系里面，更多的是因果性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或者相关性关系。所以在当前和未来，世界经济统计的目的第一步是测度，第二步是探寻这种规律性的关系。
我搞了二十年的研究，我也在不断地问我的前辈：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和国别经济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有明显的国际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是却没有世界经济学。那么，是不是说国际经济学可以等同于世界经济学呢？我们研究世界经济史，包括在很多研究世界经济的学术文献里，讲到世界经济的时候必讲美国经济以及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世界经济在它的研究对象方面，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我个人理解，世界经济更多的是站在全球整体的角度来探寻世界经济运行的大势，或者其中的主要经济区域，比如欧盟、北美、东亚等，具有全球性效应的经济事务。所以，讲世界经济的时候，在某些特定议题中也会讲国别经济，这也是世界经济统计要研究的对象。
世界经济统计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哪些呢？第一，国际比较项目（ICP）。2014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个ICP报告，当时被经济学界称为2014年最“火”的故事。报告里，通过购买力平价来测度全球各个国家的综合经济能力。这个报告引起全球经济舆论的一片哗然。ICP是世界经济统计里一个比较古老的研究内容。虽然这个报告影响很大，但是要做这个报告却非常难，所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现在，仅出了四份报告。
第二，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的统计（BPM）。2008年以前，那时候还仅有国际收支统计，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是分立的；2008年以后开始把二者统一起来，叫做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统计。这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研究内容。
第三，国际贸易统计。包括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以及2013年以来在国际
组织层面推出的增加值贸易统计，国际
金融统计、国际投资统计，以及近年来新兴的国际
经济发展统计，比如通过贸易渠道转移的二氧化碳的生产和排放问题，以及其他污染物的跨境流动问题，还有国际旅游等统计问题。
第四，国际金融统计（IFS）。国际金融统计很古老，当前主要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主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浏览它的出版物，就会发现国际金融统计还是一个国别统计，真正反映国家之间的金融交易的指标和内容还比较薄弱，尤其对我们特别关注的金融市场资金流动方面的统计还很薄弱。
世界经济统计的方法，最初就是会计核算，是利用会计核算与统计推断这样一种理念，通过归纳和推断，寻求研究对象内部或者之间的同异的研究逻辑。世界经济规律性关系是基于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实证探索。而这些计量经济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所以，计量经济学的世界经济规律性关系，它更多的是属于特定的应用经济学的子学科，比如全球
宏观经济学、传统的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等。
计量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计量经济学，顾名思义，经济学加数学加统计学，基于统计数据来做推断。经济学提供理论指导，数学提供逻辑演算思路，统计学提供由局部推断总体的方法，然后把它的不确定性展示出来，就是统计学讲的预测估计误差。实证性计量经济学必须基于统计数字的应用，所以在世界经济统计学里越来越主流的，是基于计量经济学来探索世界经济规律性关系。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统计的影响
关于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统计学以及政府统计部门统计工作的影响，我这里讲几点：
（一）大数据对世界经济统计的挑战
大数据这几年特别“火”，但是在世界经济统计领域讲大数据还比较少。我们先来看看大数据究竟是什么。
大数据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一切可记录信号的集合，这些信号可能显得杂乱、不规整、良莠不齐。所谓“大”数据，其实更多是指所有数据罗列在一起，它很大，但不一定完整。在信息通信技术发达之前，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的统计编制部门。但是在现代，除了政府部门，还有中观部门和微观个体的各种数据，包括微信数据、银行交易数据、经济学里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数据等延伸数据，以及基于原始数据派生出来的推断数据。
数据的格式也是多样化的。过去我们可能觉得数据更多是指统计数字，是以阿拉伯数字的形式展现的，而现在的数据还包括文本数据、图像数据、动画数据、音频或视频数据。数据的结构类型也非常多，包括非结构数据、半结构数据或异构数据，因而存在多种分布形态。数据的基础尤其是微观基础，难以追溯，即使追溯到了，也很难核实它的真伪。
大数据为传统的世界经济统计带来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挑战，当然也有机遇。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元数据资源，可以降低调查成本，提高调查精度，改善统计数据编纂时效。当然，这么多的数据，尤其是它包含了音频、视频、图画、动画等多种形式，因此它对存储空间的要求也非常高。多样化的结构使得这些数据难以一体化，这是因为非结构化数据难以结构化（即量化），非结构化数据同结构数据难以对接。
从大数据中提取信息的难度非常大。这些数据就像存储在一个大仓库里，放进去之后要整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包括对元数据的识别、整理、提炼、汲取、分配、存储、过滤、选择。这几年在经济学顶级期刊里面讨论很多的就是研究对象的可视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读图时代”。研究领域也讲读图，就是怎么基于大量的杂乱无章的数据，以整理得到我们期望的系统性、规律性的东西。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ICT（信息、通信和技术）时代讲究尊重个体特征，但是数据发布、数据编制，尤其是数据分析又要求标准化，因此，我们在讲计量时，如何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变得很困难。所以，这对计量经济学的挑战也很大。
个性化和标准化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就是个体的隐私问题，你使用某项数据时，隐去个体数据的基本信息是否可以保障数据所有人的隐私安全？因为现在的ICT挖掘技术好像又破了这个“咒”，即使隐去一些关键信息，通过数据之间的关系也能发掘出这个数据主体的私密信息。
大数据对统计治理有什么启示？
第一，立法机构要完善统计立法，明确调查对象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各种数据的编制与发布。过去是由国家统计局与地方统计局发布全国或地方层面的统计数据；而现在，一些个体也开始发布类似的数据。那么，这两者之间怎么调和？如果趋势一致，那很好办；如果趋势不一致，我们普通用户或者机构应该相信谁？
第二，官方统计机构要奠定统计工作的基本规范，最重要的是要规范分类的标准、统一的指标口径、改善数据采集方法、完善统计数据发布制度、建立共享数据中心、开放统计数据信息和成果。
第三，官方统计部门要为社会各界提供统计编制最佳实践。数据这么多的时候，怎么去共享，有没有这样的机制？我觉得国家统计局在这方面的进步非常大，原来各个司局的数据相对独立，在网站上也比较独立，现在都统在一起了，也面向全社会公开了，这是很好的。
第四，整合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以提高部门信息共享性。二十年前我研究FDI（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FDI数据有几个部门都在做，但是几个数据有时差异非常大，这可能会引起非专业人士很大的困惑，而专业人士也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探寻他们的差异。从浩如烟海的文献里，把这些差异刨出来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因此，数据即使有差异，如果能用便于读者查询、了解的方式来展示，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就像FDI数据一样，国家统计局、外资企业都有统计数据，而国际官方统计部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立把外资企业的工商登记，外资利用的签约、实际到资，在银行部门账户上反映出来的信息，以及外资企业成立以后的生产、经营、内销、外贸数据，都统合起来的系统。希望这个系统尽早面向公众，这不论是对普通的数据用户来说还是对国家战略部门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技术上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怎么突破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实现政府部门内部以及不同部门之间信息的共享，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第五，官方统计部门要成为“透明统计”的社会典范。其实，个体研究者、机构研究者与政府部门的终极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在发达的ICT技术这块，能不能形成共识，来促进在“透明统计”这块做得更好？
从国际层面来看，统计界已经采取一些行动，适应大数据的发展势头来提高官方统计或者民间统计的效率。比如：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2014年同意设立“全球官方统计大数据工作组”，下辖八个子组；同年11月份，“大数据和官方统计”国际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众多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国民账户顾问
专家组”会议上，应用大数据编制国民账户，是SNA执行的诸多相关议题之一。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
第一，跨国公司内部的安排，如转移定价，可能影响增加值以及增加值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分配，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在国际经济领域也是非常难以推进的领域。比如外资在中国投资与在蒙古投资，有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就是利润跨境流动或者相关管制的不同。中国的外资政策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所以这也会促成外资更偏好于中国。我们刚才讲的很多问题是站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国家角度来讲的，但是外资是站在全球角度来讲，它是超脱于各个国家之间，会利用各个国家与自身权益相关的规定来布局其全球生产、财务中心等。所以这些制度就会影响全球公司的迎合或者规避，最终其创造的利润或者增加值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分配，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第二，投资方面，跨境直接投资关系很复杂，母公司、子公司，儿子公司、孙子公司，嵌套下去，这种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这种复杂的关系会影响到投资收益相关的金融流量，以及国际投资存量的分布。
第三，SPE（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具有特殊目的的一个经济实体，这是在国际金融、国际直接投资里面比较显著的一个实体，它会影响国民总收入、跨境服务贸易、投资收入和金融流量、国际投资头寸。
第四，货物的海外加工，会影响增加值或GDP，甚至可能影响跨境服务贸易。对中国来说，现在更多的是“走出去”，中国很多的料件也到海外去加工，找代工。过去我们主要是给别人做代工，这些也会影响增加值、GDP等。比如中国很多劳工在海外打工，他们的所得很多是通过国际汇兑流回国内，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GDP总量、国民可支配收入以及跨境转移。国民可支配收入也是一样，比如外资企业在中国赚来的利润，汇出去以后是中国国民不可支配的，但是外国国民可支配的。
第五，海外财产的所有权会影响跨境服务贸易、投资收入与金融流量、国际投资头寸等。
第六，因特网贸易，大家都亲身参与其中，它其实也会影响跨境货物与服务贸易、家庭消费。从全球来看，因特网贸易在跨境交易里面占比会越来越大。
（三）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贸易统计的影响
第一，镜像统计的不一致。中国的数据与美国的数据相比，同样一个反映的对象、同一个经济流，数据差异很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这也是成为中美特别大的分歧，这就是镜像统计的不一致问题。
第二，数据编纂机构之间的制度安排。
第三，共享微数据的法律问题。各跨境电商交易数据如果跟其他机构和政府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共享，会产生相关的法律问题。因为在统计的时候，不仅要认定交易的跨境性质，而且还要认定商品的属性，在海关统计里面应该归到哪一类，是货物服务还是具体某种货物等。
第四，跨境企业活动信息获取的复杂性。
第五，全球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来源。测度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以及相应经济体在其中的位置，基本上都来源于全球投入产出表。对全球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这几年花费了较大的精力，国际组织的相关会议也层出不穷。这个数据对研究跨境生产的一体化以及相关价值的跨境分布是非常有用的。当然，传统的学者也会提出很多质疑，比如中国的国产中间品，同一个商品类别，中国国产品和进口品所带动的增加值是否相同？又比如，日本相机与马来西亚相机，它们创造的增加值可能会一样吗？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跨境生产增加值、贸易估算的准确性。但是从大方向上来讲，它是没有问题、值得鼓励的。现在问题就在于，怎么通过国际统计治理的种协调，促进全球表编制，从而更为精确地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经济交易的事实。这可能是统计部门，包括相关学者要做的工作。
第六，商品贸易统计和国际收支统计的连接。就是国际收支统计里面有贸易部分和非贸易部分，它们之间的衔接问题。
第七，非正规的跨境贸易。比如假外资问题，有可能资金都没有出国它就成为外资了。另外，在国际贸易统计中你会发现中国从中国的进口、中国对中国的出口的现象，现在这种现象的经济体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应如何认识这种现象，怎样去辨识它、去判断它的合理性，以及这种数据衍生出来怎样的经济效益，这是统计部门要做的事情。
第八，贸易同企业的统计登记、FDI（外商直接投资）、FATS（国外分支机构服务贸易）的连接。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外资企业的贸易，外资企业的工商登记，外资企业的签约、金融交易以及随后的生产经营衔接的问题。
其实，国际贸易统计里最核心、最复杂的一个挑战，来自全球价值链统计。所以，国际社会目前开始展开空前的协调，包括宏观和微观的协调，这也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统计的期待，具体来说采取了这样一些行动：
一是开发一体化的国际账户体系（SIA）。包括一整套账户，如资产负债表、全球统一的供给-使用表、增加值贸易、收入与就业统计以及国际-实体金融账户“连接一体化”统计。一套账户之间有子账户，子账户之间和子账户内部也已经开始一体化，怎么一体化？就是刚才讲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一致性，联合国已经为一体化账户编制了相关的统计指南，包括最新版的《国际收支统计手册》以及其他投资、贸易或者服务的国际统计指南和手册。这些一体化、一致化的内容涉及的领域，包括双边和全球的贸易差额、劳动力流动以及进口与出口价格、资产与负债等。数据来源是行政性数据和其他大数据，包括企业数据、个人数据。为了使这些数据统合在一起，对相关分类和会计核算体系都有统一的规定。
二是打通GVC分析（全球价值链分析）和全球生产分割分析的数据基础。在全球价值链分析里面有两派，其中一个是传统的学者，他们更多从具体的产品和产业方面进行分析，比如服装，是多数偏微观、少数偏中观的分析。而现在，国际组织是从全球宏观方面来研究全球生产的分割。那么，宏观和微观怎么协调？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要推出国际统一的“商务功能”分类体系，从特定产业组类，即三位码和四位码，层面来评估国际产业分类（ISIC），基于这个分类，比如全球价值链分析，以及商务功能离岸情况、中间品使用、产品的基本类别及终端市场的基本类别等信息，对基本的国际产业分类另行加总。其实，全球价值链也可以借鉴这种理念：基于现有的行业分类、产业分类、产品分类，根据使用对象理念、运作模式来另行加总，得到一个跨多产业的统计分类，来进一步对它进行分析。就像“新”经济一样：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看是“新”经济；二十年后看，还是“新”经济，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波“新”经济。在当时来看，1600年或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它叫“新”经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叫“新”经济；我们未来基因技术可能也会衍生出一个“新”经济。所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基于现有的数据来另行加总，这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统计治理
现代的世界经济统计治理体系的主导者仍然是主要国际组织、少数国家。这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的统计司，专注于各种统计分类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包括：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这样的统计标准的制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国际交易的统计关注，比如国际收支统计、国际金融统计、贸易方向的统计，以及政府的财政统计；还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其实，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主导者还是少数经济体，比如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挪威、澳大利亚等经济体，他们为这些国际组织的日常统计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回到经济全球化的事实上来看，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在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在世界经济统计治理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前几年国家统计局做了金砖国家统计，因为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里确实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相应的统计都应该逐渐跟上。但是从世界经济治理这个整体来看，中国的官方统计部门在这方面是不是具有对自己的前瞻性期待，又该怎么加大自己的作用？其实，加大自己的作用，根本还是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所以，官方统计部门以及民间学者的统计，也为世界经济统计治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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