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文化自信的命题逻辑，主要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一是党中央为何提出文化自信；二是文化自信的内涵和支撑；三是树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问题。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背景
文化自信关乎人心凝聚。文化有几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心态层面，文化的这几个层面由浅到深，由物态文化层到“精气神”的心态文化层。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一个补足。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有诸多层面，最深的即心态层，包括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等，即“精气神”的核心部分。文化关乎“人心”。文化自信也是“人心自洽”“人心凝聚”等方面的体现，所以党中央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下面我们结合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从理论上探讨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急需要正视和破解的问题。比如信仰滑坡、一切向“钱”看，这些都是当下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做历史研究，需要一种贯通意识，我们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被访者会谈到他们对现实的感触，说口袋鼓起来了，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温情可以感受了。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当下生活中缺了什么？比如，心浮气躁。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难免会有躁动情绪。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深有体会。还有，怨恨不满、失衡偏激，人的目标、想法、愿望一旦没有实现，就容易产生抱怨，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化解，就可能转变成社会戾气。社会戾气虽然不是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但它的杀伤力非常之大，是令人隐忧的状况。
二、文化自信的内涵与支撑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认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新时代谈论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文化自信应该着意于哪几方面建设？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
其一，树立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为什么要谈论这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过于张力化，比如有人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就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有人肯定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就否定改革开放的决策。这种过于张力化的观念会消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前后贯通起来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其二，要树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
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就像硬币的两面，要统一起来看。文化为什么重要？党和国家为什么要着力于文化建设、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命题？因为文化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高度。社会发展的样态，是由文化层次的深浅次以及文化厚重与否来决定的。
2005年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需要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越趋同，说明我们的文化越和谐，反之亦然。实际上，社会变迁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核心价值观的变迁。回溯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社会样态都没有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超稳定社会结构。可以说，这2000多年间中国变的是王朝，不变的是社会结构。其核心是什么？稳定的骨架，就是传统社会的价值观。
当然，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也比较多元，包括儒家、墨家、法家等。而其中，儒家就是核心价值观，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儒家所倡导的，一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二是仁义礼智信。比如“礼”，中华是礼仪之邦，崇尚礼德。而这个“礼”，不仅是指教养，更指的是规约、是秩序。传统经典中有一句话叫“礼辨异，乐统同”，乐是用来统一相同、集中民心的，礼是用来辨别不同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义廉耻”“德行天下”“中庸”等核心价值观，支撑维系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随着社会的变迁，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价值观的变化也反过来使得社会样态发生了变迁。到了民国时期，一些西方的价值理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被引入中国。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就是想借助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来使落后的中国变得强大。不仅如此，当时还倡导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以中山装为例，它承载了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蕴含了很多当时的价值元素。比如，中山装上的五颗扣子代表“五权宪法”，四个衣兜寓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袖口上的三粒袖扣代表“三民主义”，后背不分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与传统社会相比，民国时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变化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是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并没有破解，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有一套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
大家如果往前推，中国是农耕文明的国家，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因此，传统价值观念是内生养成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个时间段的价值观，大多是由外力涵养出的价值观。改革开放前，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中，涵养建构了革命与斗争、等级与身份、崇高与信仰、重义与轻利等核心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社会价值观念渐趋分化、多元，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基于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内容包含了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
下面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商工文明之后，其
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理念也就因此出现。而这六个字，就是西方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观。西方社会市场经济，追逐利益，讲求利润和效率。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的劣根性所制约。西方有一种“经济人假设”，就是说所有人都是趋利的。那为了使市场正常运转、商品正常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就要规避人性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就要制约不当趋利。靠什么？西方的契约、法律。这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要像鸟之双翼、人之双臂一样达到一种平衡，还需要一种内在的东西——基督教。辩证客观地看，宗教对约束人的行为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基督教就是一种忏悔文化，倡导人们通过忏悔来净化心灵。
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命题的提出上来，改革开放之后，顺着现代化潮流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出现同样的问题：经商要不要趋利？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法律契约？有，可是从1978年算起，40多年的时间与西方几百年的进程相比，我们速度太快了，有一些法律契约可能衔接不上，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另一环就要追问：我们有没有内在的规约？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内在和外在配合起来规约，一些人破坏规则而不当趋利，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人们内心都是由自己的“小九九”主导的，有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价值，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其实价值观就是一种取舍，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尺度去考量与取舍。所以我们要处理好核心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的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怎样正确辩证处理好一元和多元的问题，需要我树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这也是文化自信中必须夯实的一个关键环节。
其三，树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自信。当下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英国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里，汤因比指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对此，他总结了几点原因：第一，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第二，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第三，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因为儒家的观点比较讲究平衡，是中庸文化、中和文化、和合文化。第四，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第五，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等，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的哲学基础。第六，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可以抑制人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征伐欲望。
三、树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问题
最后，我结合自己生活工作中的切身感受，谈谈树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问题。在《荀子·劝学》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应该规避哪些问题？第一，因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不深刻而导致复古文化的病态繁荣。2011年，余秋雨老师在《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中有几句话，我觉得用在这里还是比较恰当的：“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今天，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一定要警惕这样的问题。真正的优良传统文化就是“尊亲”“重道义”。我想给大家勾画一个画面，它展示了优良传统文化的一角。18岁就做小学教师的钱穆先生，他回忆自己年轻时社会上的尊师风气时说：“有宴席，学校先生定居上座，地方绅士以及富商们，都谦逊不敢坐学校先生之上。”这道出了当时的社会生态，就是尊师重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读出何为真正的优良文化传统。《大学》中有一句话：“大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是一名教师，对此感同身受：言传很重要，但是身教也非常重要，大学应该教的是理性的训练，即做人和研究方法。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诟病我们的教育？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中到底哪些方面存在问题？在大学中应该训练学生的理性思维，让他们有多元化的思想表达，而不是情绪化的宣泄。
其一，警惕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现代著名语文学家夏丏尊曾这样描述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被推为最重实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怀一个极近视的目标：娶妻是为了生子，养儿是为了防老，行善是为了福报，读书是为了做官……流弊所至，在中国，什么都只是吃饭的工具，什么都实用，因之，就什么都浅薄。”这是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一种观感和反思，尤其是后面这段话，对我有很深的触动：“凡事近视，贪浮浅的近利，一味袭蹈时下陋习，结果纵不至于‘一蟹不如一蟹’，亦止是一蟹仍如一蟹而已”“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我们今天尤其应该反思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在是否还在延续和传承着。
其二，对文化传统的不实认知。如果对文化传统不能正确认知，那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会大打折扣。对文化传统的不实认知主要体现为非黑即白、想象甚至妖魔化的盖棺论定。比如一谈到皇帝，我们可能会觉得皇帝都是三宫六院、生活奢靡的。但其实古代皇帝也要追求皇朝永固，要想皇朝永固、江山永在，那么他是不是得有些作为呢？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皇帝都有作为，那些败家皇帝最终就是葬送了江山，但是一些有为的皇帝也会有合法性的支撑，其一是“道统”，其二是“法统”。我们谈一下道统，从现代回溯传统，数千年的中国社会，其实从来都是一个道德伦理的社会，不管是圣人治国，还是君子行道，都有道德示范的作用。古代皇帝也是人，皇帝从小也得学习、上思想品德课。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理性地思考，不能带着浮躁功利的心态，上来就谈口号，与优秀的文化传统背道而驰。
第二，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我们在做理性分析的时候，不能盲目屈从“民意”。俄国历史上有一位宰相叫维特。1917年前，维特想靠改革改变国家面貌。他所主导的改革并不极端，而且涉及对俄国传统文化的考量。但当时的俄国更多的人奉行的是民粹主义，相当激进，对复杂的事情不经全面、细致地考量就轻率做出判断。这就导致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发生。维特曾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由公民组成，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理性，那这个国家的建设就会相当艰难。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谈论对文化自信的反思时，应该对这一点进行思考。
对某一领域的重视，如果缺乏学科基础上的系统知识、分析概念和理论思路，结果是这些领域泛而不深，热闹但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些领域的边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老百姓都有理性的主体人的思考，所以我们做思想理论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要警惕粗糙的宣传教育。踏实研究、循循善诱、倾力而不带名利的投入，才能赢得美誉与尊严。2018年，我遇到一位哈佛大学的博士后，他是外国人，却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与他交流时我感到很亲切。他提到，有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的老师，十分低调，到哈佛大学参加会议时，就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但这位老师发言时，其学识以及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一下就震慑了哈佛的师生，所以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中国传奇”。今天在学界存在着这样的老师和学者，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和有力支撑。树立文化自信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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