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岩：老子的治国智慧

王德岩：老子的治国智慧

                        

•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老子的治国智慧。应该说，老子的智慧是各个方面的，有对于天道宇宙的理解，有对于人生进退的理解，但今天我们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老子》中蕴含的治国智慧。

   

  　　一、从《老子》中汲取治国智慧

   

  　　《老子》是一部特别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习近平主席对这部经典也很喜欢，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对《老子》的学习、借鉴和运用，他曾经说：“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比如，出自《老子》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上善若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等典故，习近平主席都曾在不同场合借鉴和运用。习近平对《老子》的借鉴和运用涉及很多方面，但主要集中在治国理政方面，我从中挑出四条来做一个举例分析。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在习近平主席视野中的《老子》智慧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大邦者下流”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大邦者下流”。原文是这样的：“中国先哲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就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我们期待时间能够消除各种偏见和误解，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

   

  　　“大邦者下流”出自《老子》（《道德经》）的六十一章，这章是这样说的：“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蓄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这段话讨论了在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相交应遵循的法则。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像大江大河居于下游一样，让小溪、小流、小河都汇入其中。因此，大国处于主宰天下雌柔的位置，也正是天下千溪万泾交汇的地方。雌柔之性，静而不求，物自归之，故能常以其静定胜过雄强，其原因即在于它能保持虚静而又能处下的缘故。所以大国若能以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能取得小国的依赖和支持。同样，小国若能以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就能得到大国的接纳、包容和帮助。因此，无论是大国得到小国的依附和支持，还是小国得到大国的包容和接纳，最根本的条件便是谦下。这样，大国小国都可以通过谦下的态度互相对待，便各自都能达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

   

  　　虽然都要谦下，但大国尤其应该首先谦下。所以习近平主席引用的“大邦者下流”是一种符合道的大国风范，主要在其能够“谦下”“不争”“利物”“利民”。这样的大国，才能使“天下乐推而不厌”。如果大国盛气凌人、称王称霸、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在老子看来，这样的大国不仅不能领导世界，反而是即将衰亡的一类。这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智慧。

   

  　　所以在这个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白、明确地表达了中国与各国相处的原则，他说：“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在“大邦者下流”这样一个大国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中，习近平主席吸取了《老子》中的智慧。

   

  　　（二）“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2014年11月21日，在对斐济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主席在《斐济时报》和《斐济太阳报》发表题为《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的署名文章，在文章中他引用了一句出自《道德经》（《老子》）的话，即“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原文是这样的：“我们要做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当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民正在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脚踏实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岛国人民也在努力振兴民族经济和推进区域合作。双方完全能够将彼此发展战略对接起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八十一章，这一章讲述了理想的领导人与人相处的方式：“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用现代的话来说，圣人从来不把一个东西据为己有，然后藏起来，而是尽力照顾别人，照顾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会更为充足；他尽力给予别人，这样自己反而会更加丰富。因此，自然的规律就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而不是伤害他们。圣人的行为准则，也就是理想的领导人的行为准则，是去帮助他人，而不是与之争夺。在这个时候，他的贡献越多，为他人做得越多，自己反而会越富有。这体现了一种合作双赢或多赢的智慧。在个人生活中如此，在国家交往中亦然。既然选择了合作，就需要处处为对方考虑，居于领导的一方更是如此。帮助对方实现利益最大化，真正为他人着想，才能实现真正的双赢。

   

  　　通过《老子》中这样的一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习近平主席表达了中国在与各国的交往、交流中所秉持的态度：我们不是只是想着自己去占有、抢夺什么东西，而是希望每一方互惠互利。只有让大家都得到利益，交往中的各方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这也是出自《老子》的一句总结性的话。总的来说，这两句话是习近平主席在对外交往中，用老子的理念和智慧来表达中国在国与国相处中的原则和观念。这种原则和观念展现出我们的大国风范。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愿意处于谦下退让的态度，我们愿意让与我们交往的各方优先获得利益和好处，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多赢、互赢。

   

  　　（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主仆关系不容颠倒》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原文里面说：“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古人也常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各级领导干部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立身、处世、从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克服和纠正那种‘当官做老爷’的封建习气，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工作路线，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把智慧奉献于人民、力量根植于人民、情感融解于人民，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尽心尽力地为群众出主意、想办法、谋利益。”在这段话中，习近平主席引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所表达的是关于党员干部和人民的关系。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党员干部的主人，这个关系在任何时候都不容颠倒。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出自《道德经》（《老子》）的第四十九章。这一章里面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圣人，也就是领导者、管理者，不存一己之心，而是以百姓之心为心，把百姓之所想、百姓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利益。圣人会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对于善的人，待之以善；对于那些不善者，也待之以善，这样就实现了整个国家或机构真正的善。对于诚信的人，我诚信以待；不诚信的人，我也待之以诚信，这样诚信就实现了。所以圣人在管理天下的时候，努力做到使民心淳朴。

   

  　　我们说“君子之德如风”，领导者对下属、对百姓有极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一个表率。百姓视听皆专注于圣人，专注于领导者，这时候领导者没有私心，而是以百姓之心、以百姓之利益为方向，使百姓能够都慢慢地回复到初心，恢复到“圣人皆孩之”的状态（所谓的“孩之”，是像婴孩那样，就是指初心），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因此，“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其实说的就是理想的领导者和百姓之间的关系，特别指治国理政之中的原则。

   

  　　中国的儒、墨、道、法之间对很多问题都争论不休，但是有一条原则是各家都一致承认并作为前提的，就是治国理政必须以民心向背为本。因此，理想的领导者并不是私心自用，而是以民心为己心。领导者没有私心自用，想百姓所想，把百姓的意见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并且包容所有的人，客观地体察百姓的需求和心意，因势导之，让百姓能够很好地自我发展，这是老子书中理想的领导人形象。习近平主席引用老子这句话，就是以此来生发领导干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四）“治大国如烹小鲜”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引用了“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习近平主席说：“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治大国如烹小鲜”出自《老子》第六十章，表达了一个领导者对于管理国家的那种夙夜在公、战战兢兢、诫慎恐惧的心理状态。其基本含义是说治理国家要尊重治国的规律，遵循法律规则，洞察国情，体察民意；其核心在于“不折腾”。实际上，管理者能否真正地顺应民心，尊重百姓意愿，这是实现国家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安定、和谐常是以“不折腾”的状态表现出来的。

   

  　　关于这段话，法家思想家韩非子在《韩非子·解老》中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韩非子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早期学习过老子的“黄老之术”，而且做过非常仔细的研究，其中两篇著名的解释老子、引用老子的文章叫《解老》和《喻老》。在《解老》里，他曾经解释过“治大国者如烹小鲜”。“小鲜”的意思就是小鱼。做小鱼的时候跟做大鱼是不一样的。做大鱼我们可以把一面煎得金黄，再翻过来煎另一面，但是小鱼太细太小了，稍微一翻就烂了。所以老子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治理国家就好像煎烹小鱼一样，不能翻腾，一翻腾就会烂掉。

   

  　　韩非子说：“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凡法令更则利害易”，治大国要清净，要稳定，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能总是变更政策、法令。因为法令一更，政策一变，“利害”就会跟着改变。而“利害易则民务变”，利害一改变，那么老百姓所做的事也会跟着改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今天利益在这个方向，大家都会去这个方向；明天变了，大家就朝那个方向去。如果政策变得很快，那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了。所以“民务变之谓变业”，民总是“变业”，这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故以理观之”，所以从理上来说，“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聚了很多人一起做事，但总是方向动摇，变来变去的，很少有能够成功的。

   

  　　“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像故宫博物院珍藏了那么多贵重的器皿，也绝不会经常搬来搬去的，可能是几十年也挪动不了一次，有挪动也会非常小心。因为如果你总是不断地搬，它就很容易被弄坏弄伤。同样，“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当我们去烹煮小鱼的时候，如果总是去翻腾它，这个鱼就会变烂、变坏，变得不新鲜了。而“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如果治理大的国家总是不断地在变法，老百姓今天刚适应这个政策，明天又来一个新的政策，他们就会觉得很痛苦，无法遵循，也就不能安居乐业。

   

  　　韩非子的这个观点跟我们对法家的印象有点不一样，似乎管仲也好，韩非子也好，商鞅也好，以及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也好，法家总是以变法的面目出现。那么，韩非子为什么在这儿会反对变法呢？这个是不同阶段的问题。法家的变法，是在之前贵族制度或者是法没办法遵循的状态之下来变法，变法以后就主张非常坚定地按照法行事，不要总是变动法则本身了。所以他说，“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只要变好了以后，就一直遵循下来，这样民可以获得其利，大家就都可以稳定下来。所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从谱系来说，法家就是从老子“黄老之术”发展而来的。黄老所谓的“无为而治”，到了法家就是“依法而治”，不要总去做“人治”，而是让人自动地按照法令行事，这样不就是“无为而治”了吗？因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从老子来说，是出于对于治国之道、对天道的遵循。这个遵循就极大地排除了个人因素，而遵循一种治国的规律。而治国规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在于体察民心，体察民意，体察民情，这就是国情。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中，这种小心翼翼，那种诫谨恐惧，体现了一个领导人对于天下、对于百姓、对于社会极大的责任感。这也是习近平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面对着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时的心态。

   

  　　从习近平主席所引用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和“治大国如烹小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思考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对待百姓、理顺领导干部和百姓之间关系时，对《老子》的借鉴和运用。

   

  　　以上四个典故只是习近平主席运用《老子》其中的一小部分。仅这一小部分，就涉及借用《老子》的智慧来阐述他对于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的思考和设定，以及对国家治理中领导干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譬如如何体察民情、遵循民意、体察国情。这从内外两个方面体现了他对于《老子》智慧的借鉴。这种智慧，可以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凝聚的集体智慧，体现了很高的治国技巧和规则。因此，我们可以说，习近平主席对于《老子》智慧的应用，显示了新时代新时期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视野、新格局、新境界。

   

  　　二、作为治国宝典的《老子》

   

  　　《老子》是一部世界性的经典著作。下面我们借着习近平主席对国学的借鉴和运用，来学习作为治国宝典的《老子》。20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即《老子》）。可以说，走出国门之外，《老子》的思想和智慧也是非常受重视和欢迎的。另外，美国《纽约时报》也曾将《道德经》列为世界十大名著之首。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人，都可以从《老子》中借鉴到非常宝贵的智慧。那么，在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格局中，是怎么来看待《老子》这本书的？这就是下面我要讲的，《老子》作为治国理政的宝典、作为君王治国之术，在中国文化中的流传和运用。

   

  　　作为一部一直流传到现在的经典，《老子》已经是世界性的经典著作了，同时它在传统的经典格局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公元前26年-公元前6年，刘向父子等人用20年的时间系统整理了西汉的皇家藏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献整理，东汉班固《汉书》中的《艺文志》就是以刘向父子的整理目录为基础的。班固在《艺文志》里这样评价《老子》和道家：“道家者流，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是讲治国之道、领导艺术的一部书。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老子》和《论语》之间会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对比：《论语》是一部普遍之书，老百姓要读，领导人也要读。领导人开蒙的时候，肯定要读《论语》的，这是人人要读的一本书。而《老子》这本书则是领导者必读的，它是作为一种君王“南面之术”而出现的。

   

  　　我先介绍一下《老子》的一般情况。传世的《老子》版本非常多。1927年，著名学者王重民曾刊行《老子考》，他当时发现的版本存目有450种，兼及敦煌写本、道观碑本，以及历代木刻本、排印本。中国台湾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叫严灵峰，1965年他在艺文印书馆刊行了《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续编、补编影印本，共356种，而犹以“无求备为斋名”。所以现存《老子》的版本是400多种。

   

  　　近一百年来，关于《老子》我们有三大发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们不断发现新版本的《老子》，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读的《老子》比司马迁写的《史记》还要早，比《汉书》的写作时间更早。这三大发现，一个是马王堆帛书的《老子》，一个是郭店楚简的《老子》，还有一个是北大汉简的《老子》。

   

  　　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和乙两种。这两个版本跟现在的《老子》不一样，现在的《老子》上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马王堆帛书的两个版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经》体现的是“道”的原则在政治上、在生活中的运用，而《道经》更偏向于宇宙、天道的方向。可以说，《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表明当时很重视《老子》对于社会实际的管理应用。

   

  　　另外，甲种本和乙种本是跟四篇古佚书抄在一起的。甲种本5440字，掩损1369字，卷后有古佚书四种，取名《五行》《九守》《明君》《德圣》，均抄录在24厘米宽的帛卷上。字体由篆字向隶字过渡，不避刘邦之讳，一般认为抄录于楚汉之际到汉高祖时期。乙种本5467字，掩损702字，卷前有古佚书四种，取题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被学术界判为《黄帝四经》，均抄录在48厘米宽的帛卷上。乙本的抄录时间，由于避刘邦之讳，应当是在刘邦后到帛书随葬入土的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间。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竹简《老子》，其中甲、乙、丙三种，连同一些儒家典籍的竹简，时间推断是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前四世纪晚期到前三世纪早期的。这个时间对于《老子》的研究来说意义很重大。因为从清末到民国，有很多学者推测《老子》成书时间很晚。有的认为《老子》成书晚于《庄子》或《孟子》，还有人认为是战国后期，甚至有学者推测是汉代。郭店楚简的发现证明，至少《老子》的抄本出现和成为经典不晚于公元前300年。《老子》的甲组最长，应该是已经成为经典的一部《老子》的抄本。

   

  　　2009年1月，北京大学接受捐赠，收藏了从海外抢救回归的一批竹简，总数达3300余枚，其中多数可能抄于汉武帝时代。在这批竹简中发现了迄今最完整汉代古本《老子》，共有220余枚竹简，近5300字。这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其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汉简《老子》避汉高帝刘邦的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的讳，应当抄写于汉高帝时期，是汉初的抄本。这个抄本的特点是其中还保存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上经”相当于传世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传世本《道经》。它也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关于版本年代，很多都是根据它的避讳来判定的。比如西汉从刘邦到汉武帝的避讳：以“国”避“邦”（高祖刘邦），以“满”避“盈”（惠帝刘盈），以“野鸡”避“雉”（高后），以“常”避“恒”（文帝刘恒），以“开”避“启”（景帝刘启），以“通”避“彻”（武帝刘彻）。北大简《老子》中，没有一个“邦”字，却有大量的“国”字；但不避“盈”字，更不避讳大量的“恒”字，不避“启”字、“彻”字。据此来判断，北大汉简有可能是抄写于惠帝和文帝之前。

   

  　　以上三组《老子》的出现给现代研究《老子》和认识《老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解答了之前的很多争论。这三个版本的《老子》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是作为治国理政之道的《老子》。而后来所风行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老子》，实际上是道教系统的《老子》，是以道为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或者在汉代之前，大家对《老子》的认知或者运用，大多都是把它当作君王南面之术，一本治国理政之书来运用的。

   

  　　汉代之后，《老子》的发展有几大支流。一是老庄，我们现在特别熟悉老庄，简直会把老子跟庄子都合为一体。在《庄子》中认为，老子是一个博大真人，所以它里面出现的老聃就是一个高人的形象，而里面的孔子要不断地向老聃请教，不断地去问理，老聃体现了真人对于道的深厚造诣。所以，这个《老子》更倾向于得道者和隐士的方向。

   

  　　二是黄老之术的老子，这体现在《老子河上公注》里面，这里面阐述了治国理政的君王南面之术的。

   

  　　三是后来最通行王弼注的版本，这是在玄学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老子》。玄学时代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哲学思维最纯粹的时代。王弼20多岁就去世了，但是他的《老子》注体现了极高的思维水准和哲学水平。他所注的版本里，老子是一个哲人的形象。在现在的各种关于《老子》的研究中，王弼注还是最权威的，因为它很容易跟现代哲学相接相合。所以王弼注，到现在依然是正统。

   

  　　四是道教系统的《老子》，这个《老子》很有趣。我们后来在敦煌发现了《老子想尔注》，里面对《老子》的解释完全道教化了。后来在道教里面，老子就成为道德天尊，成为三清之一，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太上老君，成为仙人。而且道教系统里面非常精确地把《老子》节缩成5000言，以符合它经典的地位。

   

  　　《老子》这部经典本身体现出不同的智慧，但是大家更多的是把《老子》看作一个君王南面之术，一个充满治国理政智慧的宝典。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历代以来，注《老子》的帝王特别多。这与《论语》恰成对比。《论语》从汉代开始就是一部教育和教化人的最重要的经典。后来作为“四书”之一，更成为科举考试唯一的标准参考书。可是我们发现，很少有君王去注解《论语》的。君王在成长过程中也要学习《论语》，但是成为帝王之后，很少有人再去注《论语》，可是很多帝王都尝试去注《老子》，为什么？因为《老子》所说的问题、道理和智慧，恰恰是管理者和领导者要去思考的。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帝王注《老子》的现象。

   

  　　也有很多皇帝去注《孝经》。《孝经》这部仅1000多字的经典，其实并不仅仅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孝，它还包含以孝来治天下这样一种国家层面的道理。这是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孝经》。回到《老子》，君王注《老子》的版本，有四部留存下来，这四个君王分别是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顺治皇帝。另外，史料记载曾御注过《道德经》（《老子》）的另外四位皇帝及其注本分别是：梁武帝萧衍的《老子讲疏》《老子义疏理纲》，梁简文帝的《老子义》《老子私记》；梁元帝的《老子讲疏》，北魏孝文帝的《老子注》《老子义疏》，不过这些人的注和疏的原本都已经遗失了，只是在文献中记载过他们的注。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皇帝注《老子》？这些皇帝注《老子》是想做什么？

   

  　　我们先来看唐玄宗。唐玄宗处于大唐最鼎盛的时期，他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皇帝，这是一个充满了话题的“明星”皇帝。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45年，对老子及道教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唐朝姓李，所以他们追溯家族的时候，就追溯到了老子李耳，也因此把道教视为本家之教。所以在唐朝管理内，内务府是管理公主、皇子事宜的机构，同时也管理道教，就是认为这是他们的家事。唐朝有很多公主出家做道姑，甚至杨贵妃跟寿王离婚以后，也先是做了道姑，道号“太真”，后来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就是说的这个。因此，道教在唐朝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尊崇，在唐玄宗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

   

  　　唐玄宗于735年和755年两度对《道德真经》进行注疏，首次注疏采用河上公本《老子》，20年后他对这个本子不满意，又重新采用王弼本加以注释。同时，唐玄宗为了让他的《御注道德真经》晓喻天下，传之久远，还曾经颁诏天下，说他注疏的宗旨“在乎理身理国”，意为《道德经》既是修身之所必须，也是治国之所必备。唐玄宗这个注本曾在全国各地刻石留存，至今在河南鹿邑太清宫，河北易县、邢台市，江苏镇江焦山，陕西周至县等地，仍存有唐玄宗时代留下的《道德经》碑幢。另外，唐玄宗的《孝经注》也流传很广，成为标注本。这是一个有大学问的皇帝。

   

  　　关于唐玄宗对《老子》的尊崇，我们从另一个文物上也可以看到。在苏州玄妙观有一个老子像碑。传说这个碑由唐朝吴道子绘像，唐玄宗题赞，颜真卿书写，由宋代刻石高手张允迪摹刻，所以称“四绝”碑，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两块老子像碑之一。我们从唐玄宗给老子像的题赞里面可以看得出，作为一个皇帝，唐玄宗对《老子》的理解达到了非常精深的程度。老子一切的侧面，在这个题赞里基本上都涵盖了，而且写得非常好。他说：“爰有上德，生而长年。白发垂相，紫气浮天。含光默默，永劫绵绵。东训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则，累圣攸传。万教之主，先天地焉。函谷关右，传经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

   

  　　“爰有上德，生而长年，白发垂像，紫气浮天。”有一个大德之人，他生下来年龄就很大了。因为在《神仙传》的传说中，老子的母亲怀孕81年才生下来他，他生下来就有长胡子了，是一个老头，所以起名叫老子。“白发垂像”，生下来就有白发。“紫气浮天”，老子在过函谷关之前，官令尹喜远远地就看到紫气东来。“含光默默，永劫绵绵”，是说老子修身养性。“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所谓的“东训尼父”，就是说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曾经教育过仲尼。“西化金仙”说的是道教的传说，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踪。那么他去了哪儿呢？实际上他越过函谷关，辗转来到了印度（天竺），在印度传播了他的新教义，收了很多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就是释迦牟尼，所以叫西化金仙。后来道士就撰写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这是关于老子的故事。

   

  　　“百王取则，累圣攸传”，这是重点。《老子》是“百王所取则”，所有的君王、领导者都要从老子和《老子》这本书里去寻找治国的法则。“累圣攸传”，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这是对国家治理来说的。“万教之主，先天地焉”，他是万教之主，道德天尊，先天地焉。然后说“函谷关右，传经五千”，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留下了五千言。“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五千言的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最后一句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概括得非常好。

   

  　　作为帝王的唐玄宗对于老子的整体把握很精深，这也说明《老子》（《道德经》）这本书历来是作为“百王取则”的法典而存在的。

   

  　　第二位为《老子》作注的皇帝是宋徽宗。宋徽宗也是一个“明星”皇帝，他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在位25年，终年54岁。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一生对道教都很推崇，对《老子》当然也是很喜欢的。宋徽宗在政和元年八月，下诏把他的《御解道德真经》颁行天下。宋徽宗在《道经》开篇的注里面说：“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之长存”。道就是路，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共同经过的。我们身上、心中所得的那个道，在人身上就叫德。所以“道者，亘万世而无弊”，道是不会有问题的，“德者，充一性之常存”，德是充在我们的本性之中的。在《德经》开篇里面他说：“道无方体，德有成亏，合于道则无德之可名，别于德则有名之可辨”。见解精微。

   

  　　虽然后来北宋在宋徽宗手里亡国，但是宋徽宗十分聪明，不管在哪个领域，他一旦进入了就是绝顶高手。他的诗词写得很好，书法也非常了不起，创造了瘦金体，至今大家仍然非常喜欢摹写；他的画也非常精妙，跟其他大画家相比，也都是绝顶高手；他足球也踢得很好。除了在治国这个方面以外，宋徽宗这个人做什么都很好，也许他的很多智慧都用在艺术上了。当然，宋代对于《老子》的智慧运用得最好的，肯定不是宋徽宗。

   

  　　第三位为《老子》作注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的事例我们下面作为运用《老子》的事例来讲。我们直接讲第四位为《老子》作注的皇帝清世祖顺治皇帝。清世祖是清王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朝第一位定都北京的皇帝。他对《道德经》一书亦有着十分精到的注解。顺治十三年，清世祖完成了《御注道德经》，又亲笔为其作序，一方面说明了其御注的理由，另一方面称赞老子的“治心治国之道”。

   

  　　他在《御制道德经序》说：“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这里顺治帝纠正了人们对《老子》的两种误解。所以顺治亲政之后，在孝庄皇太后的帮助之下，运用了《老子》的民本思想，发展农业生产，减免苛捐杂税，整顿吏治，提倡节约，广开言路，网罗人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为康乾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结一下，这些君王们都争相御注《道德经》这件事，对于我们理解《道德经》（《老子》)在传统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是有很大帮助的。传统上，大家都把《老子》作为管理者之书、作为一个“君王南面”之术、作为帝王之书来看待；而《论语》或者儒家思想，则更多的是为臣之道，它更普遍、更宽泛，属于教化之道。所以两千多年来，《老子》作为治国安邦的经典思想，对历代帝王的影响之大，由四个御注本可见一斑。四位注老子的帝王有中兴之主，也有开国之君，有创业帝王，也有艺术大师。他们对老子的治国理念的实践应用状况影响了朝代的兴衰成败，也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历史地位。所以我们如果把《老子》跟《论语》相比，会发现帝王们更倾向于把《老子》作为与他们自身相关的书，而把《论语》认为是臣子或者是教化百姓的书。因此，在传统上，人们把《老子》作为领导学，老子之道是一种领导学、管理学，《老子》是治国理政之书。

   

  　　三、《老子》在治国安民中的应用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应用老子之术、老子之道来治国而且效果很好的实例。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天下大乱之后，百姓疲惫、天下穷困之极时，政府一般会倾向于采用老子之术、道家之术，以让天下得到安定，休养生息，社会不断发展起来，财富积累起来。经过若干代之后，社会财富达到顶峰，这时候帝王更多的是采取儒家或是儒法相结合之术。因此，在历朝历代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运用《老子》的智慧来治理国家的典范。

   

  　　这里面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辅弼系列。我们发现，每到天下大乱，一定有一批道家人士，作为智囊出来寻找拯救天下的方略。而这时候的帝王，一般采用黄老之术来推行休养生息的治理方略，为国家带来安定和繁荣。

   

  　　魏源是中国近代的进步思想家，他撰写的《海国图志》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同时，他还在传统中寻找智慧，发现了《老子》，所以写了一本《老子本义》，期望恢复《老子》作为治国理政之术的地位。在《老子本义》魏源总结：“汉人学黄、老者，盖公、曹参、汲黯，为用世之学，疏广、刘德，为知足之学，四皓为隐退之学，子房犹龙，出入三者，体用从容......惟孔明澹泊宁静，法制严平，似黄老非黄老，手写申韩敎后主，而实非申韩。”

   

  　　我们发现，很多创业时期的帝王背后都有一个类似于道家的人物来支持他。比如刘邦背后有张良和陈平，都是道家者流，老黄之术；刘备背后有诸葛亮；唐太宗背后有道士王远知、魏征，也是偏于道的。唐朝“安史之乱”之后，之所以能够保持不灭，又延续下来，其中兴是靠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李泌。李泌连续辅佐了四代君王，从唐玄宗开始，到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李泌历次出山，最后归隐，辅助了几任皇帝安定天下，进退从容，除了他之外，这个时期的历任宰相下场都是被杀。在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有著名的道士陈抟。元世祖能够鼎定元朝，一切的规划基本都来自刘秉忠。刘秉忠有儒家情怀，做过道士，也有僧人之身。元朝的两个都城，开平城和元大都都是刘秉忠设计的，包括元朝取名为元朝，也是刘秉忠从《周易》里面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而来，明太祖朱元璋手下有刘基（刘伯温）。明成祖手下有姚广孝（道衍和尚）。

   

  　　在天下大乱之后，我们往往会发现有一群这样的智慧之士，他们作为智囊在背后帮助历代皇帝来鼎定天下。这是作为辅弼、智囊系列的《老子》治国之术。

   

  　　第二类是帝王系列，叫“君王南面之术”。魏源在《老子本义》里面也曾经总结：“上焉者羲皇、关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参、文、景治之以济世，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灭，宋太祖闻佳兵不祥之戒而动色，是也。”“上焉者羲皇”，我们从很早开始就有黄老之术。“关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张良、曹参、文、景治之以济世”，这是汉朝取得的效果。“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灭”，明太祖朱元璋一开始在反腐和处理官员的时候杀伐特别厉害，但是当他读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时候，他心里也有诫慎恐惧之意，然后就改变了策略，不再杀，而是把他们投入牢中或者是让他们去服劳役。“宋太祖闻佳兵不祥之戒而动色”，这些都是一些典故，是这些皇帝听到老子之术以后治国方略做出的改变。所以魏源说：“老子之书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于是三者”，这是一种根本的智慧和方法。

   

  　　另外近代著名学者刘咸炘，是四川的一位学者，他贯通四部，圆融三教。刘咸炘说：“汉高、汉宣、明祖皆刑名，汉文、光武、宋太祖皆黄、老也。惟汉武帝、唐太宗乃假儒术。武帝之伪儒，人皆诋之，太宗则儒者所称，然实虚言多而实效少，且其根本已谬于儒术。”可见，在运用《老子》智慧的谱系中，汉代的汉文帝、光武帝和宋代的皇帝，是比较受到肯定的。

   

  　　下面看几个历朝历代在国家治理中运用老子之术的实践。首先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汉朝建国初期，运用黄老之术让天下休养生息。经过秦末的战争，当时天下疲惫已极，皇帝的车都没有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宰相都要用牛车来上朝，所以穷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连续几任皇帝都运用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国家就富强至极，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发动对外战争才消耗完。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汉文帝。

   

  　　《史记·汉书》里对汉文帝的一个记载，充分体现了他对于《老子》智慧的汲取和运用。这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机缘。汉文帝是刘邦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儿子。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早年嫁给魏王魏豹，魏豹为韩信所败后，薄姬进入汉王刘邦后宫，生下儿子刘恒，少有侍寝机会。后来刘邦建立汉朝，鼎定天下的时候，刘恒被分到了远远的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的代县，是一个苦寒之地。也因为他被分得这么远，所以到吕后掌握权力，大杀刘氏子弟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被重视，后来在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人选继承人的时候，选到了刘恒，就派人去请他做皇帝。

   

  　　刘恒当时既没有势力，也没有地位，回去掌握不了什么东西的。但是汉文帝跟随着他的母亲薄太后在代县生活多年，而薄太后一生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道德经》，每日以诵读《道德经》为是。因此《老子》一书对他们的影响很深。刘恒后来被请到长安，接了帝位以后，他的治国方略就体现出《老子》“清静无为”之风。

   

  　　汉朝开始已经把秦朝的法律大大地简化了，但是仍然很多刑法很严苛。汉文帝先后下了三道诏书，第一道叫《议犯法相坐诏》，把连坐之罪废除了，第二道叫《除诽谤法诏》，第三道是《除肉刑诏》，原来犯罪要割耳朵、割鼻子、剁脚、剁膝盖，一旦有这个刑法就会造成终身残废，汉文帝把这个给废除了。《老子》中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我们从三道诏书可以看出，汉文帝发布的这些法令多么有《老子》所谓的慈仁之心。另外，汉文帝解决国家大事的方式与后来的汉武帝也非常不一样，在他的时期基本上没有发动过大的战争，但是他没有丢过寸土，而且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

   

  　　当时南越王赵佗在南越称帝，已经年龄很大了，汉文帝做了皇帝以后，没有去征讨他，而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成为古文的名篇，在各种古文选本里面都有。信的一开头写道：“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这句话既摆明双方的地位，奠定原则和基础，同时又亲切、低姿态。紧接着是一句“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汉文帝知道赵佗对他的父亲刘邦很有好感，所以强调了自己是刘邦的儿子，同时他又是刘邦与薄姬所生，意在强调自己是“侧室之子”，一方面继续低姿态；另一方面与吕后划清界限，不让赵佗产生误会。汉文帝在信中还告诉赵佗，他家祖坟已被修护，进一步增进好感。之后汉文帝笔锋一转，说南越掀起战火以来，双方损失都很大，“长沙苦之，南郡尤甚”，南郡是赵佗的地盘，这句话表面看来是慨叹，也有慰问之意，但其实软中带硬，意思是“杀我八百，你自损一千”。就赵佗关心的长沙王封地问题信里也专门进行了解释，认为那是高祖皇帝很久之前做出的决定，并不刻意针对赵佗，汉文帝向赵佗承诺，只要他接受朝廷的封王，取消帝制，“服领以南，王自治之”。汉文帝还让陆贾带去一些礼物，包括“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以示慰问。赵佗看到这封信，感动之余也陷入沉思，他是个能洞悉大势的人，与汉朝长期僵持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取消了帝号，重新接受汉朝所封的南越王。

   

  　　另外，汉文帝还给匈奴的莫顿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汉文帝表示赞赏匈方捐弃前嫌的建议，同时又指出违背和约的情况常常发生在匈方，因此希望匈方告诫各级官吏严格遵守和约。莫顿知道这个皇帝看上去很客气，其实并不好惹。因此，他们之间相互威慑，保持了一种平衡。

   

  　　汉文帝在位时期一直保持了这种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姿态。在国家治理上以和平、怀柔为主，因此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在个人生活上，他的黄袍穿了20年，从来没有换过。他给国家、给百姓带来了很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汉朝对文帝极其推崇，汉朝的臣子在劝诫汉武帝的时候，拿出来做话题的就是文帝如何如何。

   

  　　第二，我们说一下宋朝。宋朝比较倾向于怀柔的方式来统治，比如杯酒释兵权、不杀文人。其中怀柔做得最好的就是宋仁宗。宋仁宗赵祯是一个很独特的皇帝。他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个太子。他曾经在民间生活过，所以对民间疾苦了解很多。他在位41年，统治时间很长，历史对他的评价是深得“恭俭仁恕”之道。史书里面说，他对内“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宋仁宗尊崇黄老刑名之术，皇帝不参与、不干涉法律的执行，国家的各种事情都要交由外廷去议。所以大臣对他的评价是：“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我们这位仁宗皇帝什么都不会的，他就会做皇帝。为什么？他不乱干涉朝政，把事情都赋予法度。

   

  　　所以总的来说，仁宗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皇帝。在他在位的时期，基本上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对外的纠纷。“澶渊之盟”就是在他那个时期发生的。另外，他在位时与西夏也有一个“庆历和议”，所以他的时期维持了和辽、西夏一段时间的和平。我们历数宋代最能拿得出手的事，比如唐宋八大家，北宋占了六家，这六家（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都活跃在宋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宋仁宗时代；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出自宋仁宗时代。

   

  　　宋仁宗作为皇帝其实很弱势，他的意见也经常被大臣驳回。有一次，仁宗的一个妃子想要给她的父亲安排一个职位，在仁宗上朝之前这个妃子对他千叮万嘱。结果上朝之后，大臣就是不同意，包拯为了跟他辩论甚至走到了他面前，唾沫都喷到他脸上了。最后这件事也只好作罢。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宋仁宗在面对大臣时其实是比较弱势的，但是这种弱势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因此，尽管这个皇帝不是那么英武，北宋邵伯温却评价这个时代是“仁宗盛治”，他评价宋仁宗：“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说他特别知道治理国家应该怎么办，用谏官，畏天爱民，当时的宰辅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都是名臣。这些名臣是要靠皇帝虚心的胸怀来成就的，所以“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他认为这是宋朝最典型的时期。

   

  　　因此，宋仁宗去世的时候，“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并且在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当时辽国的道宗耶律洪基感叹：“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且对左右说：“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我如果不是生在辽这个地方，而生在中原，也只能替仁宗皇帝执马鞭做一个都虞美侯。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就是把宋仁宗的画像放在他们那个地方，像祖宗一样祭拜。后世金兵占领中原后，曾经大肆地盗掘宋陵，但是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独独没有对他的永昭陵下手，所以“唯昭陵如故”。这是运用《老子》“清静无为”之术治国的仁宗皇帝。

   

  　　第三位我们来说一下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初，曾经御注过《道德经》，在洪武七年（1374年）注成。他在《序》写道:“我即位以来，不知前代哲王之道，惶惶宵昼。访究于人，人皆我见，试简群书，得《道德经》，文浅意深，不可知通而作罢。观之旬日，又获另一版本，注家复异。我悉视盘桓，欲想试注，又恐后人耻笑。一日，见《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而暮仍有百人犯罪，这岂不是印证了老子的话吗?我便罢极刑而囚禁，令其役作。”因为朱元璋出身贫寒，即位以后不知道怎么做皇帝，所以惶惶不可终日，非常担忧。当他探讨如何管理国家做皇帝的时候，去问书，就得到了《道德经》。看了很多天，又获得一个版本，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后来他自己有了心得，就想着去注它。有一天看到《道德经》上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每天早晨有十几个人被杀头，晚上仍然有100个人犯罪。这不就印证老子的话吗？所以说杀头是没有用的，因此就不再轻易杀头了，而把他们囚禁起来。因此，朱元璋把《道德经》（《老子》）看作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道德经》里面的一些治国之理对朱元璋早期的治理有很大的影响。

   

  　　《道德经》在传统上是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治国理政之书而出现的。《道德经河上公注》就把老子的治身和治国作为“双轮”来阐发。首先是治国与治身并举。比如在注《老子》的第十章里面说：“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也；治国者布施德惠，无令下知也。”第六十章说：“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这是他的两个方向，是“双轮”。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文化经典格局中，老子作为治国的智慧是非常受重视的，可以说是传统治国的第一宝典，不愧是“君王南面之术”。

   

  　　《老子》集中体现中国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汉唐宋明的一些明智之君将其中的政治原则运用于治国安民的政治实践，起到了恢复经济、凝聚人心、协调关系、安定社会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贫弱积弊的状况，一大批仁人志士不断地从各个方向去寻求救国之道，《老子》又重新被发现。这些仁人志士也想从《老子》之学中去寻求救世革弊之道。比如魏源，对外有《海国图志》，对内有《老子本义》，又比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是如此。魏源的《老子本义》从治国理政的根本智慧上去重新解读《老子》，并从中找出能够带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方式。严复是翻译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大家，同时他又非常重视《老子》，他所作的《老子评点》也是对《老子》的近代化。还有梁启超的《老子哲学》，以及章太炎后期对《老子》和《庄子》的重视，都是如此。

   

  　　可以说，每当中国到了一个转折时期或者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人们总是会积极地从《老子》中找到治国理政的新智慧。我们新中国的领导人也特别重视《老子》智慧。其中最好的两个例子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同志。我们在很多研究毛泽东主席的书里面可以看到他学习和运用《老子》的状态。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在长沙上学时就曾研读过《老子》，他熟悉老子的思想，从中吸纳了许多有益的养分。《老子》中有关“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其《讲堂录》中就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后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极为重视强调《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智慧。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毛泽东本人堪称以弱胜强的大师。对于《老子》的阅读和学习，贯穿了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他对《老子》爱不释手，每到一处必带《老子》。据不完全的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中，直接引用老子的名言也有八条之多。后来他还亲自参与了哲学界关于《老子》的大讨论，并且跟一些哲学家探讨过自己的不同见解。这也说明他一生阅读《老子》是非常深入、有心得的。

   

  　　可以说，《老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吸取《老子》的智慧和思想，习近平同志对于《老子》的应用也显示了新时代下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的格局、视野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