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凤林：资本的道德二重性与资本权力化

靳凤林：资本的道德二重性与资本权力化

                        

• 　　现代性问题无疑是当代学术关注的重要问题，一个共识性的结论是，现代性问题作为一簇价值观念，涉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技理性、多元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位于根基处并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点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它是我们探讨与现代性相关的各种其它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而市场经济制度得以运转的轴心是资本及其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阶层。因此，如何评价资本及其资本阶层的道德作用，就成为思想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有人对之批判鞭挞，有人对之讴歌赞美。在这种判若云泥的价值评判背后，隐含着资本及资本阶层本性中固有的两股力量纠缠难分和相互制约的二元张力结构。因此，只有将之还原到其赖以生成的历史背景中，对其实际发挥出的正反两种社会作用做出本真性剖析，进而对资本俘获权力的具体步骤及资本自身的权力化过程予以正确评述，才能真正洞悉资本的本质属性及其现代特征，并从经济伦理或政治伦理的视角获致其完整的道德基因图谱。

   

  　　一、资本及其资本阶层的道德二重性

   

  　　资本及其资本阶层本质特性中所包含的正反两种因素，在历史和现实中既发挥出巨大的道德否弃作用，又彰显出罕见的道德重建功能，笔者将其道德否弃作用概括为以下三点：

   

  　　1.贪婪性在人类伦理思想史上，对资本阶层的贪婪本性做出最为深刻揭示的当属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其本性就是为生产而生产，为发财而发财，绝对的致富欲支配他的一切思想感情和言论行动，在道德观上则表现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并概括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航脏的东西，资本家不惜冲破工作日的道德和自然的界限，摧残工人的肉体、精神和生命，从中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对资本贪婪性的揭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市场经济中均有确切的印证。

   

  　　2.奢侈性资本贪楚他人劳动和财富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奢侈。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是集中诠释资本阶层奢侈性的著作。他指出：“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他深入探究了欧洲中世纪晚期宫廷奢侈消费同近现代城市兴起的关系，重点分析了教皇、国王、宫廷豢养情妇问题，认为正是由于性爱与超尘世的神圣婚姻秩序的分离，使宫廷里轻佻的女人和情妇们走到宫廷节庆、沙龙、欢迎会、国家庆典的前台，他们使性感、时尚、华丽、挥霍之风在宫廷内铺张开来，从而极大地激发起宫廷中男人们的雄心、炫耀和权力欲，宫廷男女们逐步将其奢侈本性体现到宫廷建筑、家居布置、饮食起居、穿着打扮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这种风气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地区，以致蔓延到最为遥远的偏僻乡村。这种奢侈消费推动了宫廷贵族财产向早期资本阶层的快速转移，为资本阶层精细化和集成化的生产提供了机会并创造了条件，从而带动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发展、手工业兴盛和进步，乃至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本地和殖民地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桑巴特指出，正是由于宫廷女人们对糖的偏爱，“像可可、咖啡、茶这样一些刺激物才被全欧洲接受，这种商品的贸易，海外殖民地对可可、咖啡、糖的生产，以及欧洲对可可的加工和对糖的提纯，这些都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十分明显的因素”。最后，桑巴特得出结论说：“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产生出了资本主义。”桑巴特所指陈的上述现象在今天西方世界的资本阶层同样广泛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讲，奢侈性既构成了资本及其资本阶层的内在本性，同时也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

   

  　　3.世俗性资本的贪婪性和奢侈性主要通过其世俗性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在西方前现代传统中，高扬灵魂的支配地位，贬低肉体欲望的作用，构成了其主流意识形态，而中世纪的基督教则发展出一套制度化抑制感性欲求之正当性的生活形态。但伴随市场经济中资本力量的崛起，对肉体感官作用的强调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现代精神的本质是生活目的的重心由彼岸转移到了此岸。以服装为例，在前现代社会，一套服装代表了一套文化性价值理念系统，某个身体穿上它才禀得一种生存的身份和权利；在现代时装表演中恰恰相反，服饰依附于身体，服装转变为时装，千变万化，关于身体的各种禁忌和戒律都被时装舞台上身体的凯旋式的扭行踩碎，人生的意义在于我的身体在此世舞台上行走过。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是日益“媚俗”，它为取得公众的欢心而只是驻足于金钱、买卖、肉欲和暴力等感官剌激中，不断重申占有物质和商品才是人生的惟一追求和真正价值，文化本身具有的超越感、悲剧感、崇高感、自我反思等古典的精神特性日渐消失在形下的肉体感受享乐之中。

   

  　　当然，贪婪性、奢侈性、世俗性只是反映了资本及资本阶层本性的一个方面，它们除了具备这种消极性道德否弃因素外，还禀有某种积极的道德重建功能，只有深入揭示这两种力量纠缠难分和彼此制约的本真面相，才能透析资本及资本阶层道德生活的完整图像。笔者将后者归纳为三点：

   

  　　一是对主体自由与创新的不懈追求。在西方中世纪的信仰世界，上帝是一种绝对的力量，具有无限的意志力和至上的任意自由，人必须对其保持绝对信赖和敬畏。然而，一旦上帝的意志被推向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人就被迫建构起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主体自由世界。人们通常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当作近代资本阶层主体自由话语的始作俑者，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则发展出主体自由话语的典型形态，黑格尔把主体与绝对精神结合起来，使主体自由发展至登峰造极的程度。主体自由主要通过资本阶层在市场经济中的创新行动体现出来，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在一种静态性社会里，资本阶层的企业经营总是局限于陈旧的轨道之内，资本家只有冲破静态世界的束缚，打破旧有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和环境制约，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建立起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才能推动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资本阶层的企业经营而言，包括创造新产品、采用新工艺、开辟新市场、寻求新的供货来源、创建新的组织制度等。

   

  　　二是对社会平等与公正的永恒向往。在欧洲中世纪大范围长期性的土地开发过程中，作为封建社会形态基础的“土地”被严格掌握在封建领主和教会阶级手中，封建领主将其通过战争手段掠夺来的土地以恩赐的形式分封和赠送给他的廷臣、将军、主教和修道院长们，由之形成了世俗社会从国王到公、侯、伯、子、男的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度；在教会内部则形成了从教皇、都主教、总主教、一般主教的阶梯形教阶制。到了中世纪末期，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开始在各类集市城镇中活跃起来，逐步取代农业生产而占据主导地位，与封建领主、教会人员和农民在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等诸多方面根本不同的资本阶层开始涌现出来，并迅速膨胀。一方面，这一阶层主要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市场交易本来就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利益交换，因此，它必然要求市场内的成员在交易过程中平等待人，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和意愿，只有交易双方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才能避免像封建领主那样通过战争而强取豪夺。另一方面，资本阶层深知社会混乱失序和外部侵扰对本阶层的资本经营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他们渴望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分享社会的经济成果、政治权利和精神财富，为之，他们创制出了政党制度、权力制衡制度、代议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宪政制度等多种多样的制度形式来保障社会公正得以实现。

   

  　　三是对宗教自律与博爱的道德担当。前已备述，贪婪性、奢侈性、世俗性是资本固有的劣质性，它对传统道德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消解与否弃作用，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自始至终存在着另一种力量在约束着其运行轨迹，以防其放荡不羁，任意驰骋，这就是基督教所确立的各种道德规范。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社会宗教一直发挥着两种功能：一是它提供了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二是它一直把守着邪恶的大门。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基督教是在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之后，才逐步在近现代社会发挥出强大的道德约束力，因为在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内部同样变得腐败奢靡，在基督新教的强烈冲击下，它经过痛苦的革新，才逐步再次走到世人道德生活的前台。

   

  　　二、资本阶层俘获权力阶层的基本步骤

   

  　　资本阶层无论是要满足其贪婪性、奢侈性、世俗性的本能要求，还是要实现其自由与创新、平等与公正、自律与博爱的理想愿景，都会受到权力阶层的影响与制约，必然引发资本阶层与权力阶层的利益博弈与矛盾冲突，资本阶层要想使政府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执行等各个环节符合自身的利益要求，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去俘获权力阶层，使其为之服务。从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看，资本阶层俘获权力阶层的基本步骤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1.资本阶层对权力阶层价值观的扭曲蜕变现代生物进化论证明，人除了具备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正是后两种属性使得人类形成一种巨大的生存悖论：人的活动是局部的，却要受到整体的关联；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却要领悟一种超越生命的永恒意义。为解决这一生存悖论，马克思主义提出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在为社会奉献和承担社会责任中实现自我价值。然而，由于资本逻辑的扩展，人们对物质、货币的占有欲极度膨胀，使崇高和神圣受到冲击与扭曲，为保全人性和人道，必须做出选择，以应对价值观的挑战。

   

  　　2.资本阶层对权力阶层生活方式的重新改塑勤俭节约、淡泊名利是我们优良的政治传统。然而，这种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消费冲动之间存在着冲突，进而使整个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交往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因为当消费已变成资本阶层的获利手段和剌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时，资本家必然会通过大众传媒对其产品做密集性诱导性宣传，制造虚假需求，拉动产品销售，带来了消费目的、消费观念的异化。在消费社会已然出现的今天，权力阶层如何遵循适应理性费的道德规范，避免物欲的极度膨胀，避免生活方式的奢靡浪费，在浮华、矫饰、躁动的现代市场大潮中，保持人之为人的质朴、真诚与淡雅，无疑构成了对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巨大挑战。

   

  　　3.资本阶层对权力阶层的直接性金钱腐蚀如果一名官员价值观发生扭曲，又无法规避资本创设的消费诱惑，其生活方式必然走向奢靡，而要支撑奢侈生活，只有对金钱保持狂热，通过权钱交易聚敛钱财，因为金钱这个纯粹的生活手段过于完美，可以兑现成任意一种物质的价值。如莎士比亚所言，它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于是，其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则是：金钱由绝对的生活手段攀升至绝对的生活目的，从本质上讲，人们这种心理认识的重心偏移，货币替代其它价值上升为生活追求的目标，是资本逻辑无限制地深度渗透和影响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最终，人们精神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领域也被货币所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占领了。在金钱已成为经济世界统辖者和精神世界流通物的今天，人们更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节制自己的欲望，面对数额巨大的不义之财不失志，面对近在咫尺的非法利益不动心，用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格筑起坚固的道德屏障。

   

  　　4.资本阶层对权力阶层决策过程的深度干预资本阶层无论是要扭曲权力阶层的价值观，改塑其生活方式，还是对其进行直接性金钱腐蚀，其目的是要俘获权力，使其为之服务，当逐步或同时实现上述目标后，就必然开始对权力阶层的决策过程进行深度干预。在西方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时刻受到金钱的亵渎，因为富人自己选择的高素质的收费律师与给穷人指派的公共辩护人相比，穷人在法庭上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为国会议员和总统选举提供大笔竞选基金的人必定会对国会和总统的公共政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偏离公共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一些类似问题：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策略，使得资本与权力结成实际联盟，资本就是一切，一切为了资本，为资本操纵政府决策的判断、制定和实施创造了充足的机会和条件

   

  　　三、资本阶层自身的权力化诉求

   

  　　资本及其资本阶层的道德二重性会驱使资本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呈现出两种相辅相成的特征：一方面它会千方百计地去俘获政治权力，使其为之服务；另一方面，资本阶层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会努力实现自身的权力化诉求，这种权力化诉求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牢固掌控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力争实现垄断经营，充分彰显自己在经济王国中的权力光环。由于货币抹掉了财富的物质区别，成为一种抽象的价值符号，在货币形态上财富可以无限累积，这就使得资本阶层在为追逐利润而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创办企业而获得对众多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的经营支配权。不仅如此，在企业规模主导经济的时代，许多企业家都力图操控一个或多个行业，实现垄断经营，以防竞争威胁，为达到此种目的，资本阶层内部相互之间建立起纷繁复杂的企业权力网络，包括通过家族关系和连锁董事建立起商业关系网。正是借助上述利益集团的经济权力网络，资本阶层实现了对企业所有权、经营权、控股权等各种权力的有效诉求。

   

  　　二是努力进入政治权力的外围或中心，积极参与公共决策，驱使政治权力按资本意图运作。资本阶层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会受到权力阶层多种多样的限制。为了摆脱上述种种限制和束缚，资本阶层会千方百计地进人政治权力的外围或中心，以求获得坚强有力的政治庇护，并进而积极参与公共决策。资本阶层利用公共权力追逐利润和服务的同时，将产生正负两种效应，既能在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上发挥正能量，也会诱致权钱交易，使公共权力蜕化变质。如何发挥好资本及其资本阶层的正面作用，有效降低其负面作用，将成为权力运作过程中长期面临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