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刘润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今天讲的题目是2016年中央交办的八大理论课题中的第七个课题。我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结果向大家做简要的报告。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课题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研究，但是在不同的时代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在今天，我们研究这个课题又有了一些新特点和新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能不能正确地认识，并且合乎规律性地来把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不光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问题。在这里我就这个问题从三个方面向大家做一些心得。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问题。第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性，及借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问题。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是以前者为主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要实现对这一关系具体的科学把握，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十分警惕和防止形而上学的思维、折衷主义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干扰。因为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形而上学、折衷主义这样的泥坑，这不是我们主观上想避免就能够避免的。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五千年农耕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是属于不相干的两回事，风马牛不相及，这是在当前有一定市场的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我们说是不对的，因为它以两种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否定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化土壤的天上白榆。天上白榆这个词是我借用的白居易《涧底松》里的一个词，这白榆原本是一个星宿的名字，但是白居易在《涧底松》里面说：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他这首诗是说很多的人才因为生长在基层，结果被埋没了。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他是持着这样一种观点。所以他说，你看那海底最低处，生长着珊瑚。历历青天地位最高，但是长白榆。白居易在这里把白榆星看成了树。

　　列宁也曾经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还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当然也有一条相通的大道。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一样，都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我们也不能说西方文化不好，中国文化好，也不能说中国文化不好、西方文化好，一棍子打死的全面肯定、全面否定都是不对的。现在我们从哲学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一样，都是既有辩证思维的传统，也有形而上学的传统。比如在中国，形而上学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杨朱哲学，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他把个人与群体、与社会、与国家割裂着看问题。那么西方也有形而上学，也有辩证思维。在中国尽管有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但是占主导的、占主流的是辩证思维传统。西方跟我们正相反，他们也有辩证思维的传统，但是在西方占主流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形而上学的传统。那么这种传统应用到社会层面，它就表现为一种抽象主体原则，这是一个专有的概念。什么叫抽象主体原则？就是在看待主体与客体的时候，这个客体包括你所在的群体、社会，还有自然界，他们是割裂地、片面地、对立地来看待这个各种关系。因而在西方占主流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立足于对他者的占有和征服。

　　比如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他有个著名的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十七世纪英国的著名哲学家霍布斯也说，在他看来在社会当中人对人就像狼一样，没有任何温情、友谊、友好、互助。当代存在主义，如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他也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就是他人即地狱。凡这个社会的他人群体对我来说都是地狱，我必须警惕，必须斗争。那么所有这些表示方式都是抽象主体原则的不同的表达方式。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在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则是朴素的辩证思维，应用到社会层面这种思维是表现为一种辩证的主体选择，西方是抽象主体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是以联系地、整体地、平等地来看待人世间的各种关系。我个人认为，最具经典性的概括就是宋代的著名哲学家张载，他也是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的民胞物与，与就是朋友的意思，胞这个字意思大家都知道，是同胞。他的意思是说但凡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间的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可以把张载的这个命题看作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在看待人世间各种关系方面的一个总纲，下面我们把这个总纲分析开来，具体地看一看各个层面的具体原则。

　　在把握全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主张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东西。在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他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那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说我自己成功了，一个人的成功不算好，要让大家都成功，你发达了也得让别人来发达，不能就一个人好，别人都不好，这不是我们传统的文化思维、哲学思维。你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把自己家建设好，你也得帮助别人家也搞好，你自己把自己搞好了，也得把别人帮着搞好，把别人的身体，把别人的家庭当作自己的家庭一样来对待，这个就是辩证地、平等地、联系地来看问题，这是中国文化思维的一个特点。现在再看看我们在把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原则他主张协和万邦。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处大国不攻小国，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这样一种思维。就是说你把别人的国家也要看成像自己国家一样，自己是一个强国，不能恃强凌弱，你自己是一个大国，你不能依仗自己的强大去攻打小国，中国人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从这里大家就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怎么来的，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外，这个原则的来源就是刚才我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基本原则。

　　下面我们看，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他的原则是一方面承认人最为天下贵，同时又强调，人虽然为天下贵，但你不能乱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承认人对自然的开发权和利用权，一方面又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个在易经中有不同注释。我个人认为，前面这个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康熙时期的李光地的解释最为准确。他说这个财成就是自然界的东西我们拿过来直接用，这叫财成。比如说到秋末，有很多人去捡银杏的果，这是自然界的财富，天地化育给我们的资源、财富，这个叫财成。那么什么叫辅相？辅相就是我们要经过动手，把自然界的资源经过我们再进一步加工出来的东西就叫辅相。比如最早像仰韶文化时期，我们到萧山，看到有一条独木舟。他是用一棵树用火一遍遍地烧，烧出一个凹槽来，做一个独木舟。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辅相那就更复杂了，我们的桌子、椅子、杯子、电脑，都是高级的辅相。下面这个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我认为是南怀瑾先生解释的最为准确，就是一方面我们要适度地干预大自然的变化，我们有这个权利。但是你不能过分，要小心翼翼地顺着万物生长的天性和规律去成全万物。这就是中国古人对待人与自然的态度，基本原则。

　　在秦代有秦令，后来历朝历代关于保护自然环境国家都有详细的法令和法规。举一个例子，韦应物有一首诗，叫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其中有两句，他当时任苏州刺史，他说：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因为当时唐代朝廷有法令，在动物繁殖的季节不能够随便捕杀，也禁食，不准吃。那么他作为那么一个高级别的官员，请客也不敢上牛羊鱼虾之类的东西，只能给大家吃点素食。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讲的中国这个辩证的主体原则，大家可以看出来，它跟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有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那么不管当时传统社会的主张具有怎样的具体特殊内容，但是大家可以看出来，它跟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甚至可以说在抽象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比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文化更具内在的统一性。

　　下面我向大家汇报第二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性，及借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统一性，而不承认这二者之间对立性，也是错误的。

　　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曾明确地指出，“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那么承继就是要综合，要统一，要经过分析，挑选改造，把它综合到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来，也就是综合到红色文化中来，统一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该抛弃的东西我们必须得坚决抛弃。借鉴吸收必须以可供今用为标准，儒学内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无论经过怎样的改造都没有办法吸收的。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这个我们怎么继承呢？比如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认识和主张与我们当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是根本不相容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孔子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句话翻译成现在的话就说父亲要包庇儿子，儿子要包庇父亲，这当中就是正直。这个怎么行啊？现在我们提倡在全党全国反腐倡廉，如果父子之间互相包庇的话，我们还怎么反腐倡廉？怎么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也是这样的原则是不能够再继承的。

　　第二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要一提儒学就把儒学看成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这个也是形而上学。儒学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思想文化体系。下面我们还是用例子来说明，比如，孔子讲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观点虽然强调了君臣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对待关系，但是很明显是以君为主，以臣为辅。而到了孟子那里，他把这个位置完全给调了过来，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占第一位，社稷，国家占第二位。最不重要的就是国君，国王。这就是关于儒学的变化，那么我们看一看是哪一个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呢？很明显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是孟子，而非孔子。儒学的这种发展就是进步的，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礼记》里面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是说饮食男女，人的基本的生活欲求、生理欲求，这个是应当得到尊重，得到满足的，而不应当否定。当年孔子也提出过，他说我也不是一个系而不食的葫芦，不能像葫芦那样挂在墙上挂在房顶上，他也要吃饭，而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也要追求财富，他曾经说过，如果要是能够富贵的话，让我到市场上去拿着个鞭子当把门的我也干。当然这前提是要有原则的。但是在原则上他不否认人追求财富，追求正常的生活欲求。可是这个观点到了宋代，南宋的理学那里就完全变了，南宋理学提出来的是革尽人欲，实行禁欲主义，复尽天理。

　　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对于儒学的这些发展变化，我们或取或舍，或是或非，我们自己应该做到胸中有数。如果胸中没有这个数我们就不可能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第三，要历史地看待不同时代对于儒学的不同的态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尊儒的时候，也有批儒的时候，也有反儒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尊儒对，还是批儒对呢，还是反儒对呢？我们不能静止地看这个问题，那么儒家它既然是一家入世性很强的学说，它就要对社会发生影响，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们，总要对它做出不同的解读，难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那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

　　孟子讲得很好，彼一时此一时，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人民现在正朝着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在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这样的一种文化使命。我们的历史使命换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学的态度，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有所变化。

　　第四，我们要注意的是，对待传统文化要在创造性地转化上下工夫，一定的文化、一定的道德，一定的价值观，它都是历史的产物，它都包含着当时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

　　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群众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中，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它的确定性，也就是它的原则性，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管不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绝不发生任何动摇。

　　第二是它的开放性，这是指它在指导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确定性与开放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离开确定性，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离开开放性，离开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就不能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有的人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形成开放的体系，能够吸纳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如果你把封建性的糟粕贴上优秀文化的标签，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接单，这个我们肯定是拒绝的，比如，三纲五常，我们是肯定要拒绝的。如果是真正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创立那天起，就是一直虚怀若谷地予以拥抱，如饥如渴地予以吸收，浑然天成地予以化用。可以说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借鉴、吸收、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纷纭缭乱的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原因上来讲，就是因为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太深太重。比如，毛泽东早在韶山私塾当中就熟读了五经之一的《礼记》，青年时代曾推崇康有为，也深受《大同书》的影响。毛泽东的传统文化修养是非常深厚的，正是因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产生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这个就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文化动因，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这种空想性质的志向，这种信念就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成为了合规律性、具有实践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品格，后来就果然成功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建立了一个人民共和国，把理想全面落实在中国的大地上。那么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在马克思主义为实现大同社会提供科学基础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被赋予世界大同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这个天下为公、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只有到中国来才赋予了世界大同这样的中国民族化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习近平同志又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中吸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儒道两家经典的思想把它熔铸在一起，进而提炼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样的警言，以告诫我们党毋庸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大家都知道小康这个概念，这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概念，在西方没有。这个概念最早是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真够劳累困苦的。那么什么时候老百姓才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呢？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大家要注意，在我们《诗经》里面提出小康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叫大康。大康是出自《诗经·唐风·蟋蟀》篇，这个作者是一位官员，他看到秋末蟋蟀入室，天气转寒了，感觉岁月匆匆，这时候他心里忽有所感，于是反复告诫自己，过度安乐不可取，份内之事要干好，过度安乐不可取，份外之事也要做，过度安乐不可取，要与国家共同忧患。那么过度安乐是什么？就是大康。可见在我们的先民那里大康指的是少数统治者的腐败的生活，小康则是绝大多数劳动者所期盼的，也就是草根们期盼的，能够保证基本需要的那种生活。那么《礼记·礼运》篇又从政治的角度诠释了小康的概念，认为小康是在私有制产生、战乱兴起以后能够稳定社会秩序，照顾各方利益，保证百姓生活的比较理想的社会形态。那么近三千年来，中国的劳苦大众想小康、盼小康，但是小康总是像海市蜃楼那样可以望得到，但是不能落实。

　　直到1949年人民当家作主以后这种企盼才成为可能。1979年邓小平同志顺应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和现实要求，提出建设小康之家，后来他又解释说，所谓小康，从国民产值来说就是人均达到800美元，后来他又不断修正，后来又经过江泽民、胡锦涛这两任领导集体的不断发展，使这个小康社会理论就不断地臻于成熟，最后再由温饱和现代化之间我们又划出了一个中间阶段，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个就把我们党的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充实了、丰富了。那么这个东西的思想源泉、文化源泉在哪？在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古人的观念就是这样被创造性地转化到我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中去了，从而为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供了文化助力。

　　下面再看一个具体的政策层面的东西，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20国工商峰会开幕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了一个著名论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那么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所引的古典是出自《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重要的总结。意思是说晋文公重耳在复国以后，那么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发展农业生产，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使得晋国的经济很快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很明显，这些个政策的实施，贯穿着一个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将经济畅通起来、流通起来、活跃起来。那么这个恰好是穷则变，变则通的我们中国传统哲理观念、思想方法在时政方面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于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也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和倡导。近一百年来我们中国的古老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被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沃土，从而催生出一枝又一枝、一朵又一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灿烂之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异常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个不是一篇演讲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所能够道尽的。以上所列仅仅是从核心理论、基本理论、战略思想这三个层面简单地举出的几个例子。这些举例虽然简单，但是也足以证明，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化。对于我们中国当代的实践就永远没有用。在未来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必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转化中继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