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不该受到轻视的南北朝诗歌

程章灿：不该受到轻视的南北朝诗歌

                        

• 　　南北朝诗歌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南朝诗歌，一个是北朝诗歌，但是所有研究南北朝诗歌的学者，包括阅读南北朝诗歌的读者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南北朝诗歌的主体是南朝诗歌。南朝的诗人跟诗歌作品数量都远远多于北朝，这也决定了南朝诗歌取得的成就比北朝大，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比北朝高。就南北朝诗歌的关系而言，北朝诗歌几乎像一个跟在南朝诗歌后面跑的小兄弟，南朝诗歌一直独领风骚，带领着北朝诗歌，因此我后面讲的内容，举的例子，多以南朝诗歌为主。

   

  　　一、南北朝诗歌为何不被看好？

   

  　　题目里特别强调南朝诗歌受到了轻视，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南朝或者整个六朝都有一种不该有的歧视。由于南朝诗歌产生在南朝，就具有了原罪。南朝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在中国历史上，南朝是一个分裂的小王朝，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分裂，喜欢统一的大王朝，比如汉朝、唐朝。从中国的政治史上看，我们通常认为南朝是两个盛世之间的衰世，前面是汉，后面是隋唐，中间分裂着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不仅衰，而且乱，六个朝代，每个朝代只有几十年，走马灯似地换皇帝。中国人也不喜欢乱世，喜欢的是治世。再加上南朝最后被灭了，所以这个朝代属于政治上的失败者。大家都喜欢讲成功，不喜欢失败。综合分裂的小王朝、衰世、乱世、失败者这些评价，南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肯定是不高的，连带着南朝的诗歌、文学也都不受人待见。

   

  　　这里举宋代大名人苏轼评价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话，叫“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意思是韩愈的出现改变了持续八代的文学不兴的状况，使原本道德沦丧的社会再次开始讲究道德。这句话把包括六朝在内的从魏晋南北朝到隋的八个朝代全都囊括在内，将韩愈出现之前的八个朝代在文学上全盘否定，在政治上一笔抹杀。李白在《古风》里也说过贬低南北朝诗歌的话：“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大家都知道“建安”是东汉末年的年号，实际上那时候掌握实权的是曹操，所以讲历史的时候我们经常把建安当做三国中的魏国。这句话是说建安以后的诗歌过于绮丽，都无关紧要。李白是唐朝的，建安以后那就包括了整个的南北朝，可以说这就是他对南北朝诗歌的一个评价。韩愈在一首叫《荐士》的诗里也对南朝诗歌进行过批评和贬低：“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夏天知了叫了，有的人觉得很有美感，韩愈不这么认为，至少在这个地方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齐梁及陈隋的诗作像蝉鸣一样特别吵闹，令人烦躁。“齐梁及陈隋”其实就代表了整个南朝的文学。

   

  　　前面我们列举了苏轼、李白、韩愈，这些都是什么人呢？唐宋时代的文学大家，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人物。尽管他们发出言论的时代是唐宋时期，但这几个人的声音对后世，包括对元明清以后的人对南朝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事实上，李白、韩愈等人对南朝诗歌的批评和抹黑并非出于客观、科学的评价，而是基于一种政治正确的策略性表达。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要突出唐朝成立的合理性，南朝乃至魏晋南北朝八代都是政治上黑暗，文学上也没水平的，这才显得唐朝高明、伟大。因为时代需要，所以不仅李白这么讲，韩愈这么讲，唐代初年的陈子昂也这么讲。如果我们仔细读李白的诗，就能从中发现端倪。

   

  　　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一诗里面讲“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这是李白在南京写的一首诗，诗中的“谢玄晖”指南朝诗人谢脁，他是南京人。谢脁曾在南京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正是“澄江静如练”。李白后来到了南京，看到了同样的景象，认为谢脁的诗写得好，就以此诗来致敬、怀念谢脁。清代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叫做王士祯，他曾用绝句的形式来评论从前的诗人和诗歌，在此过程中他就注意到了李白对南朝诗歌的评价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明明特别欣赏谢玄晖的诗，却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谢玄晖不也是建安以后的人吗？

   

  　　王士祯是这么说的：“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李白特别有才华，一支大笔横扫九州，把整个六朝的诗歌全部都扫进垃圾堆里面去了；“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虽然如此，他选择葬在宣城，那是谢脁当年做过官的地方。李白为什么要埋在宣城？因为谢玄晖，“一生低首谢宣城”。今天我们去宣城青山还能看得到李白墓。

   

  　　正像前面我们说的，李白的话不必太当真，这种矛盾证实了这一点。同样的，苏轼和韩愈的话也是如此，因为几位文学大师说话时都有特定的立场和背景，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再做判断。退一步说，南朝的政治不行，这一点要承认，但如果把文学史和政治史分开，政治上的乱世、衰世未见得不可以是文学上的繁荣时代。诗跟政治是两码事，诗史和政治史也是两码事，不应该混为一谈。并且从政治史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划分出南朝里的宋齐梁陈是在哪一天灭亡的，但是要从文学史上说清楚从晋到宋，南朝诗歌是在什么时候开局的就很难，因为有很多诗人，像陶渊明、谢灵运，他们都是由晋入宋，他们创作的诗歌有的属于晋，有的属于宋，有的属于前面的魏晋，有的属于后面的南朝，所以政治史跟诗歌史大不一样，要理解南朝诗歌，我们有必要把南朝的诗歌跟南朝的政治史分开来讲。

   

  　　最后我想借用一首宋代人的诗，来说明南朝诗歌被抹黑和轻视的事实，直到今天我们很多人对南朝的认识还像诗中描述的那样：

   

  　　石头城故事

   

  　　宋李山甫

   

  　　南朝诸国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爱风流”，平时光顾着玩乐、莺歌燕舞，打起仗来就不行了，跟北魏打打不过，跟隋打也打不过，所以没法守住自己的江山。这首诗写得并不好，但它表达了后世对南朝及南朝人的一种相当流行的认识：一天到晚忙的是歌舞风流。如果从这个角度做一些联想和发挥，也许我们可以就此认为南朝人在文艺上颇具水准，那我们就专门来讲一下文艺中的诗歌一类。

   

  　　我们说南北朝诗歌不该被轻视，为什么这样说？它的真相是怎样的？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要真正客观地来理解南北朝的诗歌。我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它的特色，再一个是它的贡献。

   

  　　二、南北朝诗歌的四个特色

   

  　　（一）诗人的家族化

   

  　　从南北朝之前的先秦两汉到之后的唐宋元明清，没有一个朝代像南北朝时期一样在诗人家族化方面表现得那么突出。南朝的诗人绝大多数来自当时的世家大族，简称为“世族”。也有人认为是士大夫的“士”，还有人写作“势”或姓氏的“氏”。虽然读音都一样，但它们所指的内涵却有所区别，比如“世族”和“士族”，一个是强调家族世代传承；一个是指诗礼传家，有文化的家族。

   

  　　下图列举了几个大家族的例子。

   

  　　1

   

  　　包括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彭城刘氏、新野庾氏，还有下面的颜延之、袁淑，这些人都是北方来的世族，后来迁移到南方，我们通常称之为侨姓；原来就住在南方江苏吴地的叫做吴姓，包括陆机、陆云兄弟，张融、沈约等。另外，北朝的好多诗人也出自大家族，具有世族背景。再看唐代、宋代的诗人，唐代作家多出身寒门，不像南北朝的世族文人特别多。宋代的话你可以说苏轼他们家出了三个，但那是少数，南朝都是一批一批地出。

   

  　　南朝诗歌诗人的家族化还包括一种特殊家族，就是南朝的王室。

   

  　　2

   

  　　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刘、萧、陈这三个家族，他们一开始并不以文学见长，可是当上皇帝之后就开始玩文学了。以最早的刘宋为例，刘宋的第一个皇帝是宋武帝刘裕。我们不能说他大字不识几个，但他的字真的写得不好。当了皇帝总要批公文，批公文的时候字那么差刘裕就觉得有点难为情，他的一个谋士就给他出主意说批公文的时候可以只写大字，字写得大了显得有气势。结果刘裕真的这么做了，一张纸写不了几个字，这是史书记载的。另外刘裕为人非常节俭，以皇帝的标准来看甚至有些寒酸，他的孙子孝武帝继位以后曾经去看过他的故居，不禁感叹自己的爷爷当年生活条件怎么那么差。由此可见，刘裕根本不讲究文学、风雅之类的东西。可是到了刘裕的第三代，宋文帝的儿子刘义隆，包括孝武帝刘骏，及后来的两个诸侯王刘铄和刘昶就不一样了，他们都很擅长文学，诗赋都信手拈来。

   

  　　我曾经很喜欢孝武帝刘骏，后来我觉得这个喜欢是有政治错误的，因为这个人的个人品德有问题，在男女关系上乱搞，政治品德上也有一点问题，但是这个人才华出众，可惜没能活到40岁。刘骏是汉武帝的粉丝，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最终政治上没有成功，文学上却取得了相当高的造诣，有不少乐府诗都是他创作的。

   

  　　再说萧齐（南齐）的皇帝。萧齐很短，是南朝四个朝代里最短的一个，我觉得特别突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竟陵王萧子良，另一个是随郡王萧子隆。因为整个齐都很短，也不用分前齐和后齐，这两个人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竟陵王萧子良的府邸在哪里呢？就在现在南京市中心鼓楼、南京大学老校区鼓楼校区东边的鸡鸣寺附近，也就是鸡鸣寺以西，所以叫西邸。他招收了好多喜欢写诗做赋的文人文士，一起讨论最新的学问，这个文学群体被称为“竟陵八友”。当时最新的学问从哲学上说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从文学上说是刚刚兴起的声律，怎么把汉语分成平仄，怎么把声律的知识跟诗歌的创作结合起来，都是竟陵王萧子良的竟陵八友讨论的问题。

   

  　　“竟陵八友”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后来当上了皇帝，他就是梁武帝萧衍。他的几个儿子萧统、萧纲、萧绎在政治上都没大作为，但在文学上都很优秀，当然，萧衍本人的文学素养也很高。

   

  　　南朝皇室的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大部分人政治不行文学行。有人说江南天子多出人才，这句话应在梁朝的梁武帝萧衍与他其中的三个儿子身上刚刚好。要讲南朝诗歌的家族化，他们父子四人是一定要说的，诗都写得非常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萧统还编过《文选》。《文选》就是选学，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汉族诗文总集，从南朝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研究。现在国内还有一个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研究唐以前文学的人没有人不读《文选》的。

   

  　　陈后主在政治上荒唐可笑，但他喜欢文学，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他身边有很多“狎客”，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闲散的文人。君主喜欢文学，狎客们就作诗作赋，所以陈朝诗歌的繁荣与君主的热爱是很有关系的。

   

  　　南朝诗人多具有世族、皇族背景，这使得南朝诗歌的发展具有了贵族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贵族化的审美趣味。什么叫贵族化的审美趣味呢？贵族的审美肯定跟民间的不一样，二者间的区别好比歌剧与郭德纲相声。精英文人的创作喜欢典雅精致的风格，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南朝诗人颜延之，同为南朝诗人的鲍照评价其诗的特点是“铺锦列绣，雕缋满眼”。今天我们读到很多颜延之的诗可能都觉得不太好读，为什么？里面有学问，有典故，有颜延之读的满肚子的书。他的书都读到喉咙了，情不自禁地要吐出来。这种风格典雅精致的诗歌是官方场合或者礼仪性场合所需要的。我经常说我们必须要认识两个颜延之，事实上去读颜延之的传记，比如《宋书·颜延之传》，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个脾气特别大的人。刘宋时他经常敢冲撞皇帝，没有被杀还活到了七十多岁简直就是奇迹。跟他同时代的谢灵运也爱闹闹脾气，不过谢灵运闹一下脾气就被杀了。为什么颜延之没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两个人发脾气时拿捏把握的度不一样，另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是颜延之的儿子与皇室关系很好，也就是家族关系。颜延之一方面脾气大，使酒骂座；另一方面也是供奉朝廷的。魏晋南北朝的很多文人都是双重人格，脾气虽大，但到了朝廷发生了什么大事要写大文诰的时候都会配合，因为不配合就有危险。比如魏晋时代的阮籍配合了，他就没事；嵇康不配合，就死了。

   

  　　与这两方面相对应的是颜延之的两种诗风：一种是《五君咏》。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魏晋时期有一群名人叫“竹林七贤”。这七人中的山涛、王戎两人颜延之不喜欢，他觉得他们俩跟其他五人不是一码事，并分别为其他五人作诗一首狠狠地夸了一通，以表达后辈对前贤的尊敬。第二种风格是从驾随幸的诗。好比跟随皇帝出游，皇帝说这个地方风景挺好的，怎么可以没诗呢？颜延之就必须得写一首诗。这类诗歌须遵从应制诗的套路，即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从时空上看，要从古到今，回顾历史；二是要有大格局，过去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没有我们今天刘宋的皇帝那么伟大；三是对偶要精整，文字形式上的典实要有辞采。应制文章就像在礼仪场合你要穿戴规整，并且这种规整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不同的标准，过去是峨冠博带，现在是穿西装、皮鞋，打领带。那么这两种风格的诗，后一套颜延之写得特别好。值得强调的是，后来很多唐朝人都学习了他的应制诗，李白、王维也写应制诗，李白到了宫廷里看到杨贵妃，必须写诗夸赞杨贵妃多么好多么美。

   

  　　第二，南朝的很多诗歌属于贵游文学。所谓贵游文学就是以一个贵族为中心，周围有一群文人跟他一起玩文学。这些文人比较具体的作用就是帮贵族们起草文诰，做文字幕僚。这一传统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江苏扬州、淮阴一带漕运、盐运发达，尤其是盐运总督非常有钱，身边养了好多文人，或者说清客（旧时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文人），如果大家读过《红楼梦》，书中贾政身边就有一些清客。另外贵族本身喜欢文学，跟大家一起作诗，这也叫贵游文学。贵游文学从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开始，包括西晋的“二十四友”，但比起汉末时代或魏晋时代，南朝的贵族文学要繁盛得多。更确切地说，南朝的达官贵族，也就是府主发挥的作用更大。“府主”的概念来自西方研究文学艺术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学术界的词语，是赞助者的意思。怎么讲呢？就是我让你住在王府里，供你衣食无忧，只是我偶尔高兴要作诗的时候你要跟着一起作一首，或者我有朋友来，大家一起喝酒聊天很开心，你作一首诗点缀点缀。南朝这类的活动非常多，所以说南朝贵游文学更加繁荣。

   

  　　（二）主题的时代化

   

  　　如果从诗歌写作内容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南朝诗歌的主题内容具有一种时代化的特点，就是表现出了当时的人们的一些价值观念，这个措辞可能不够准确。南朝诗歌的主题主要有四大类：山水、离别、拟古，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纪事诗。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主题特色，跟南朝的时代氛围和时空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四类主题中，山水诗是最重要的。中国最早对山水的文字描写从辞赋开始，山水诗是从赋中学习过来的。在汉末建安时代，大量的文人开始作诗作赋，这就出现了面对同一个题目有的人写诗，有的人写赋的情况。其实诗和赋本身在描写山水景物方面的功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早些时候用赋来描写的人比较多，到了南朝以后变为用诗描写的人比较多，因此南朝山水诗是以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东晋时代，很多北方文人、学者、贵族到了南方，发现南方的山水跟北方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最大的不同不是山水本身，而是四季物色给人带来的感觉。比如北京的冬天，银杏叶都落了，铺在地上一片金黄，非常好看。再往更北的地方，不必等到冬天，深秋就开始有一种萧瑟的感觉。南方则不一样，所以很多北方的贵族到了南方以后，对南方山水投入了很多的关注，这个关注不单在于山水景色，更多的是面对山水时体悟到的人生道理，他们对此进行了一些玄学的思考。比如自然山水是美好永恒的，而人的生命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短暂的，因而不可能长久地、持续地、永恒地欣赏自然。又或者与美好的自然相较，官场黑暗险恶，与其心惊胆战的做官，不如看开一点，去欣赏自然美景。

   

  　　南朝山水诗与唐代以后的写法不一样，前者用赋直笔铺陈，相当于绘画上的工笔，后者主要写意。南朝的山水诗是南朝诗歌对中国诗史的一个重要贡献。仔细观察后面的山水诗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使用的很多套路都能在南朝山水诗中找到出处，只不过在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体式上越来越稳定。

   

  　　南朝山水诗写得最好的是两位诗人都出自谢家——谢灵运和谢脁。我曾经专门研究过谢氏家族，发现他们真的是一个具有学术文化传统的家族。南朝人要读一本书不容易，要抄来读，即使是抄也要有地方去抄，而谢家人不必，他们家中的叔伯、父亲等长辈会指导小孩子作诗、研究某种学问，这就是所谓的家学、家传。喜欢山水，就是谢家家学文化传统的一大特点，所以谢灵运特别喜欢山水，后来不好好做官而成天出去游山玩水。而且他去的地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不是湿地就是没开发过的地方。他带着一帮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地方的强盗土匪来了，仔细一看不对，谢太守带人游山了。

   

  　　同是喜欢山水，谢灵运跟谢脁在山水诗的写法上也有区别，谢灵运多用赋笔，理趣多一点；谢脁多用比兴，情趣多一点。

   

  　　下面举一首谢灵运的诗给大家：

   

  　　登池上楼

   

  　　晋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标题中的“池”在浙江温州。谢灵运做温州太守其实不开心，心里不痛快，他不愿意在地方做官，想在首都建业做官，他认为自己起码能做个秘书监。“秘书监”是什么职务呢？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的心腹，负责起草重要的文诰，放在今天至少是政府的秘书长。他到温州永嘉去做太守，不知道是因为身体有病还是心情不好，反正他病了一个冬天，直到春天才好。这首诗就是写他看到大地回春，草色变绿，花儿还没开，树上飞来的鸟跟冬天的时候不一样了的情景。

   

  　　全诗一共22句，与一般的唐诗相比算是比较长的了。我们都知道唐代以后形成了近体诗，绝句是四句，律诗是八句，那如果是古体诗，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除了比较长之外这首诗还有第二个特点，句句都是对偶。这是南朝人的习惯，整个南朝的文体是往骈文方向发展的，乃至于刘勰写文学评论书《文心雕龙》这样一部理论性、学术性的著作时，也要用骈体对偶的形式来写。可以说对偶代表了当时最典型的贵族文风或审美趣味，从谢灵运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来。

   

  　　“潜虬媚幽姿”，“潜虬”是在水里面潜藏的虬龙，“媚幽姿”实际上是“幽姿自媚”，孤芳自赏，孤影自对。“飞鸿响远音”，鸿雁从天空中飞过留下一串响亮的声音，这句话指在人间做一番大事业，产生很大的影响。“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看到天上飞的鸿雁作者感到很惭愧，没能像它那样在天上高飞，没能做出伟大的事业，却像“潜虬”一样在水里面与世无争。作者很矛盾，后面又说“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进德修业，努力奋进，做出一番事业来，他的能力不够；退隐耕田，他的体力又不够。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作者就生病了。“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面对冬天箫瑟的空林他就想，人总得有一份工资，要吃饭，在温州永嘉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有个官职，那就去吧！“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生病卧床以后分不清季节的变换，树叶什么时候落了，水什么时候开始冷了，如今春天到了，天气稍微好一点儿了，他把窗帘打开，之后是怎样的呢？“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这里一个是听，一个是看，听到波澜的水声，抬头眺望远处崎岖的山峰。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难得有心情去静静地听一段水声或眺望一座高山了。“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初春的阳光代替了冬日的阴寒。下面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值得注意，这两句被认为是谢灵运诗歌中写景写得最好的两句。春天到了，春草已经长满了池塘，新的季节和生命对他来说是个安慰。“园柳变鸣禽”，鸟叫得勤了，跟他病倒的时候不一样，这是比前半句“池塘生春草”更加细致的观察。从鸣禽的改变写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变化，同时也将伴随其中的诗人自身心境的扭转和变化包含其中，这种写作套路是从谢灵运开始的，后来很多唐代诗人都是跟他学的。如果说有什么前人对谢灵运的写法产生了启发，大概要一直追溯到《诗经》里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都是通过自然景色的变化来说明随着时间的流变，人的心境也随之改变了。当然，视觉上的景物变化没有“园柳变鸣禽”细致，在《登池上楼》中，谢灵运把视听角度都打开了，并且与原先“衾枕昧节候”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形成对比。

   

  　　我把整首诗分成了三段，第一段是一般的抒情感慨，第二段是写景，第三段从“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开始到结尾，是作者的自我安慰。这一部分讲到了《周易·遁卦》里的“遁世无闷”，也就是说作者离群索居的遁世隐匿在永嘉，能不能做到不因此而郁郁寡欢，能不能做到心无烦扰？如果不能，那就会生病的。接下来是他对人生产生了新的认识：“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之前如何进退他是左右为难的，但是最后他已经想通了，要向《周易》中描述的圣人们学习，做到“无闷征在今”，即“遁世无梦”。

   

  　　这是南朝的山水诗，我们可以称其为中国山水诗套路中的一种。当你要写一首诗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有丰富的感慨，山水诗则是游山玩水时有某一个山水景物引起了你的很多感慨。所以当你想把情与理，把景色与你对人生的思考都融合到一首诗里面，就必须按照这种套路用赋笔来描绘。如果像唐朝一样用绝句或律诗来写，很难把那种复杂的感慨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南朝算是开了个头，到了南朝后期，比如梁代到陈代，有很多诗人在写景方面的技术比谢灵运更好。以王籍《入若耶溪》中的“蝉燥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为例，这句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深得文学艺术里辩证写法的精髓，通过知了的叫声和鸟鸣的声音来衬托出山林的幽静，写得非常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阴铿、何逊两位南朝后期的诗人，他们的景写得非常好，李白和杜甫都很佩服他们。李白虽然骂南朝文学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自己却在家里偷偷把《文选》模拟了三遍。杜甫有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李白的好多妙句佳句都跟阴铿写得很相似。杜甫还有诗说：“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谢灵运和谢脁诗写得都很好，阴铿和何逊两位诗人都是值得用心学习的。可见杜甫诗也从南朝诗人那里学了很多东西。

   

  　　南朝诗歌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离别”，提到这一主题的诗歌作品，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文选》里李陵和苏武的离别诗。这个诗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南朝人伪托的，因为从诗歌发展史的实际来看，李陵和苏武的时代不太可能出现那么成熟的五言诗。为什么伪托呢？大概是这个故事太吸引人了，好比今天大家都觉得三国的故事很精彩，就不断地翻拍电视剧；李陵和苏武的故事很感人，当时的人就不断地写诗、不断地作赋。

   

  　　下图中的两首诗，这两个人一个送人一个被送，并且离开的人跟送人的人都作了诗，都写得很好，两个人的水平势均力敌，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3

   

  　　新亭是南京的一个地名，过去走水路都要在新亭停留一下再登船出发。范云的《之零陵郡次新亭》和谢脁的《新亭渚别范零陵云》都非常棒，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找一些书来看看。

   

  　　南朝诗歌的第三个主题叫“拟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开始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把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拟古诗都一笔抹杀了，叫它形式主义。但其实文学除了表达人的内心情感之外，还是一个讲究形式和技巧的东西，就像体操里面的高难度动作，就像跳水里的各种花样，那是艺术！平时生活中用不到，你有本事玩到那个难度系数，那就是了不起。拟古从汉代到清代，流传了几千年一直长盛不衰，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拟古，它具有很多功能，或者说文化层面的意义：拟古是虚心向前人学习的过程。比如通过模拟李白、杜甫的诗向他们致敬，通过模仿苏东坡的诗来体会他诗歌创作技巧的高超，通过模拟可以确认一首诗是否真的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

   

  　　南朝作拟古诗的人非常多，几乎每位成名南朝诗人的诗集里都有拟古作品。举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魏太子就是曹丕，曹丕在建安的时候，身边有建安七子。谢灵运把自己假设成曹丕，带着建安七子，八个人一起作诗，把八个人每个人的诗都拟写了一首。第二个是南朝梁代诗人江淹，大家可能都知道“江郎才尽”的故事，不过他仍然是一个很有才气的诗人。江淹是梁代人，他从汉魏晋南朝选出了三十位诗人，把这三十个人的风格都模拟了一遍，写出了杂体诗三十首，曹丕、曹植、曹操、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等，每个人的风格他都模拟得很像，学谁像谁，真的非常了不起。下面这首是江淹模仿陶渊明的诗：

   

  　　陶征君潜田居

   

  　　齐江淹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

   

  　　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

   

  　　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

   

  　　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

   

  　　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

   

  　　所有标红的词在陶渊明的诗集里都能找到，我认为江淹对陶渊明的模仿就是把陶渊明的诗集打碎，再从中间抽出来一些词语重新拼凑起来，所以格外具有陶渊明的特点。苏东坡非常喜欢陶渊明，他几乎模拟过陶渊明写的每一首诗，他把江淹的《陶征君潜田居》也模仿了，以为是陶渊明写的。

   

  　　前面我们说南朝的诗歌多是贵游文学，贵族都生活得很悠闲，一天到晚就是歌舞风流，所以他们的诗词很糜丽，但也有一些另类的，我也要把这些特殊的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南朝诗歌的第三个主题：临终诗，即一个人快死的时候留在人间的最后一首诗。早些年，有中文系的研究生专门做过这类研究，南朝有好多人临终时都要赋诗，这里我只强调临终诗是人生命中特别重要、特别具有戏剧性的时刻作的诗。但我接下来举的这一首不是临终作的，为什么举这首诗呢？因为它也具有临终诗的特点，并且比较好玩。刘宋皇族、宋武帝的孙子里有一个叫刘昶的，这个人很不幸。他受他的侄子（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猜忌，被迫无奈投奔北魏，逃跑的时候他手下的兵没有一个愿意追随他，而且由于跑得太急，老婆、孩子都没带，带了一个小妾就跑了。在逃跑的路上，刘昶写了这首诗：

   

  　　断句

   

  　　刘昶

   

  　　白云满鄣来，黄尘暗天起。

   

  　　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

   

  　　英雄末路，日暮途穷，人间何事。我读这首诗想到两点：第一是江淹在《别赋》里描写的各种各样的离别，比如“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我不知道江淹有没有读过这首诗，我高度怀疑他读过，因为二者描写的情景非常相似。第二是想起了《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把这四句与《断句》对比，虽然一个很有胸怀，一个写自己心情很灰暗，但套路是一样的。什么套路呢？唐宋以后，尤其宋代已经有很多人总结出来了，就是前面带两个代表颜色的字，后面带两个数字，这种套路虽然很土很机械，但教人作诗一般教的就是套路。这首诗表现出的背井离乡、有家归不得的心情我个人觉得很打动人。后来刘昶一直在北魏不敢回来，但是他逃走之前还留下了两个已经怀有身孕的小妾，等到他的侄子死了，他的一个兄弟宋明帝上台，宋明帝分别给这两个小妾生的儿子取名为思远、怀远，大概是想替刘昶平反。

   

  　　（三）诗歌形式的创新

   

  　　在诗歌形式上，南朝诗歌的贡献主要是诗体的创新。首先，南朝是五言诗发展的全盛时期。五言诗出现在汉代，魏晋时开始起步，盛于南朝。像建安时期的老一辈诗人曹操，他的四言诗就要比五言诗写得更好，更加自如；魏晋时五言诗取得了一定发展，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作品，比如阮籍的咏怀诗；到了南朝，经典就非常多了。其次，七言诗在南朝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南朝以前，确切地说是在鲍照以前，写七言诗是被人看不起的。因为汉魏晋人都觉得一句诗写七个很俗，只能编编谜语或顺口溜，真正作诗还得四言或者五言。南朝两代文学家刘勰认为四言诗是正统，五言诗是“流调”，即最流行的，而七言不值一提，是顺口溜，不能算是诗。但作为寒门诗人的鲍照打破了这一论调，他写了很多七言诗和杂言诗，并且写得很好，写出了成就。到了南朝后期，很多贵族文人都开始随着他写七言诗了。

   

  　　南朝诗歌的创新还包括杂言体，比如把药名、地名等杂到诗歌里去。出现了以诗人名字命名的诗体，比如谢惠连体，谢惠连是谢灵运的一个族弟，徐庾体、宫体等。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刚刚我们说南朝诗歌以五言为主体，这说明在此大背景下又分出了各式各样的风格，阮籍、谢灵运、陶渊明等很多诗人都各有其特点，自成一派。还有今天我们知道诗歌里有绝句、律诗等等，这个绝句是怎么来的？绝就是断，断绝。最早的绝句是这样子的，东晋南朝的时候，文人之间经常一起做连句，你作几句，我再作几句，大家一起凑一首诗。但是有时候你作出来了，我才华不够作不出来，那句子就断掉了，也就成了绝句。

   

  　　最重要的贡献是南朝诗人在声律上的创新。中国文学特别是包含诗词歌赋在内的中国韵文，对文字的使用就是要讲究声律，这应该是其他国家的文学里所没有的。声律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要押韵。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新诗不押韵。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写古诗，写好之后我一看，连韵脚都没有，所以押韵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二是平仄上的要求。南朝的五言古诗不像后来唐朝人的律诗和绝句有严格的格律规范，但是南朝人一直在摸索。前面我们讲了谢灵运的两句写景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启功先生认为“春”字读仄声可令整句诗更加好听，因为这样一来前后就合律了，合了唐代以后近体诗的格律。这句诗跟《世说新语》里的“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有点类似，都是声律调谐之后，句子读起来就朗朗上口。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老前辈写的文章时，如果题目是五个字或七个字比较像文言文的，要特别留意一下，老前辈是很讲究的，这几个字一般都是合律的，不会胡乱凑在一起。我曾经看到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写了一篇文章，七个字的题目，不讲究声律的规范，我的老师，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看了就跟我们讲，不可以这样的，这是一个基本功。你要么就不要用五个字或七个字，要么就不要讲究文辞，用大白话。

   

  　　声律是南朝诗人在摸索过程中对整个诗歌发展作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南朝以后，中国诗歌慢慢走上了声律化的道路，到了隋末唐初，格律的规范逐渐建立起来。谢灵运之后，南朝一些诗人的诗虽然在格律上还不像唐代那样规整，但在整体风格上已与唐诗类似。大家可以读读下图中的几首诗。“玄晖诗变有唐风”是宋代诗人赵师秀《秋夜偶成》中的句子，说的是谢脁讲究格律之后诗风开始接近唐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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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诗歌表达艺术的创新

   

  　　南朝诗歌的创新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艺术方面。南朝诗人作诗经常喜欢搞同题共作，作诗比赛；赋题分韵，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开个派对，周围环境非常清幽，有池子，有鱼，有树等等，大家拟定不同的题目来作诗，你来写树，我来写鱼，他来写扇子。有时候还会分韵，假设是“玄晖诗变有唐风”这七个字，我押玄字韵，你押晖字，他押诗字，以此类推。

   

  　　给大家讲一个相关的故事。南朝梁武帝时有一个将军叫曹景宗。那时候梁代跟北魏之间经常打仗，有一次曹景宗带兵把北魏打败了，凯旋归来，梁武帝在华光殿设宴庆功，很多文人都来了，为了庆祝这个事大家就开始分韵作诗。曹景宗是将军，行伍出身，书读得不多，分韵作诗就没他什么事，于是他就不乐意了，问皇帝怎么没给他分韵。梁武帝说，曹将军，我们知道你很能干，仗打得很好，作诗你就不要跟别人争了。曹景宗说，那不行，我要剩下的两个韵字。剩下两个韵是什么字呢？一个是“竞”，一个是“病”。大家可以在心里估量一下这两个字好押吗？连组词都不太好组，必须把竞字放在末尾，不能说竞争，得是什么竞，什么病。就是这么两个不好押韵的字，曹景宗居然作出来了：

   

  　　华光殿侍宴赋韵

   

  　　曹景宗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这首诗的大意是出发打仗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是忐忑不安的，母亲跟儿子分别，妻子跟丈夫分别，说不定就是生离死别。打了胜仗以后，将士们趾高气扬，有喧天的鼓乐，迎风招展的面面红旗迎接他们。“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曹景宗意气风发，以汉代名将霍去病自比。作为一名将军，这首诗写得真的很好，由此我们也能一窥南朝诗歌文人化、宫廷化、贵族化的大趋势。不管是从诗风来看还是从作者的身份来看，曹景宗都属于当时的非主流，当时他的灵感极有可能是上帝赋予的，即使让一个真正的文人来押这两个韵，也是很有难度的。

   

  　　三、南朝诗歌在古代诗歌史上的四点贡献

   

  　　最后我想讲讲南朝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贡献。

   

  　　第一，诗可以群，即南朝诗歌大大推广了诗歌的用途。诗歌是文学，但我们也不要把它看得太过抽象、玄乎，文学也是有实际用途的，就是让我们的人生更丰富一点。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交往的润滑剂。作诗和喝酒一样，其实都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南朝的社会化极大促进了诗歌的发展。社会化会提供很多人际交往的机会和场合，大家一起比赛、唱和，同题共作，送别的时候也会作诗相赠。“群”的社会人际交往不仅局限在同族兄弟，可以是忘年交，也可以是一名高官与一个一般文士这样地位高下悬殊的人之间的交往等多种关系。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赠答诗、唱和诗等多种诗歌形式。所谓“诗可以群”，就是诗歌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传递方式越来越丰富多样，这是南朝诗歌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项贡献发展到清代是种什么样的景况呢？清代的好多诗人都不怕穷，只要会作诗就一定不会受穷。乾嘉时期有位诗人叫郭麟，特别穷，于是他就经常到扬州的富商盐商那里投献诗歌，人家富商就会留他在家里招待上两三个月，所以虽然穷，但他的日子实际上过得还不错。自从看了郭麟的诗集以后，我才知道过去打秋风的诗要怎么写。清代有许多礼仪场合需要作诗，比如某人出了一本书，某个达官贵人的儿子结婚或者生了个孙子，再或者有什么其他大事，这时候你去献上一首诗，那对方一定会好好地招待你。这也是诗在社交上的功能，“诗可以群”，这一功能是从南朝开始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要向某总借钱，当面说肯定很难为情，这时候我们要是不会写诗可以用骈文，总之要用典故把它装点起来。文学的装点作用可以让酷的人生显得不那么残酷一点，还变得风雅了。我认为这是南朝开始的一个贡献。

   

  　　第二，南朝诗歌丰富了诗歌的类型和题材，我将其概括为增加了诗歌的厚度。有文人诗、乐府诗；有贵族化的诗，也有民间的诗；有五言的，也有七言的。

   

  　　第三，南朝诗歌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艺术高度，这一点要特别强调一下。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写了一本《诗品》来评价梁以前的诗歌，不包括《诗经》《楚辞》，都是五言诗。他把诗的作者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品总共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里面只有一位南朝诗人，那就是谢灵运。谢灵运当然很了不起，那是不是被列为中品和下品的诗人就不好呢？也不能这么说。《诗品》里的中品也包括很多了不起的诗人，比如陶渊明就是中品。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陶渊明的诗那么好没被列成上品，是不是我们今天传下来的书给抄错了？并不是。南朝人对陶渊明的评价确实不如对谢灵运高，这主要是由于谢灵运是整个南朝的诗歌正宗，是时代的主流。

   

  　　陶渊明虽然在南朝没能获得高评价，但在隋代出现了他的一个大粉丝，叫王绩，这个人在把陶渊明捧上经典地位这件事上可以说居功至伟。巧的是谢灵运在南朝也有一个粉丝叫王籍，前面我们说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就是他的诗句。王籍不仅在写诗的时候学习谢灵运的风格，他本人也像谢灵运一样喜欢到处去游山玩水。前面我们说像谢灵运这样的诗人，他们成长在大家族，具有别人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书读，有父辈教。大家应该都知道陈寅恪先生，他的成长经历跟谢灵运有点相似。陈寅恪先生十几岁就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欧美留学，环游世界。他可以不要任何学历，不必读博士学位，他只要读书就行了，回国以后可以直接当清华教授，但是那是因为他有我们没有的条件。他家里自己办小学，请的都是什么人给他当私人教师？是我们中央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王伯沆，国学大家，一位老先生。这样一个人给他教小学，肯定打下了好底子。谢灵运也是这样，他从小跟着家里一个叫谢混的长辈。这个“混”字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没有什么好的含义，但是这个字在古代读二声浑，浑然一体的浑。谢灵运的山水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很可能是受到了谢混的两句名诗“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的影响，清华大学的校名也是从这首诗中来的，而谢灵运又影响到了后面的王籍。《梁书·文学传》里特别提到了王籍的《入若耶溪》：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赞其为“文外独绝”。我们读宋元明清的史书，极少见到人物传记中有诗出现，如果出现了某一首诗，则说明这首诗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王籍的这首诗在他的传记里被提到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用禽鸟的声音来衬托环境的高度寂静，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里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出征前大军一片肃静，马的叫声与这一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王籍在他的诗中将马鸣换成了鸟的叫声。我举王籍的例子是要来说明什么？他的诗受到了谢灵运的影响，在后世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这也说明南朝诗歌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第四，南朝诗歌使五、七言诗体的地位大大提升了。南朝以前，比较有把握地说，特别是魏晋时候，从文体上讲赋的影响力和成就是在诗歌之上的。东晋时候，我个人认为两种文体是并驾齐驱的。南朝时候，诗歌超越了赋；南朝后期，赋就开始向诗歌学习了，有些赋甚至写的像诗歌，我把它称之为南朝赋的诗化。南朝以后，诗歌成为写的人最多，影响最大的文体，领先于赋，一路领跑。

   

  　　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说：“诗是缘情而绮靡，赋是体物而浏亮”，意思是诗歌主要是抒情的，赋主要是咏物的。我个人认为这只是陆机所处的时期特有的特点，并不符合南朝诗歌的发展实际。南朝诗既有“缘情”，也有“体物”，很多赋里涉及的题材，在南朝诗歌里都有体现。鉴于南朝诗歌在社会及文化领域上的适应性，我们可以认为其在诗歌的广度、深度、厚度上都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样的南朝诗歌是不应该被轻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