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平平：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龙平平：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1年，我们就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2018年，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强调，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了解三大历史性事件的由来、过程和意义，我们就能够把握住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初心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是在中国产生的，是从外国引进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落后的东方大国，是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初心又是什么？一百年前，中国社会最先进的一部分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建立中国共产党。

   

  　　从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短短60年的时间，中国由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历史文明、国力强盛、万方来贺的东方大国迅速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沦落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惨烈，前所未有。为了挽救这个沉沦的文明古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寻求救国、强国的药方，先后经历了三道觉悟：第一道觉悟是“以夷制夷”，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我们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技不如人，因此应该把西方的科技、工业学过来，反过来去对抗他们，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发展工业；第二道觉悟是体制改良和革命，有人认为中国的落后不光是因为我们技不如人，最重要的是制度不如人，因此主张改制，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第三道觉悟是思想、文化的觉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但没有救中国，反而使中国更加落后和腐败。北洋军阀时期，军阀混战，中国一盘散沙，民不聊生。一些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救不了中国，反而不如帝制，短短三年内出现了两度帝制复辟。许多志士仁人因为看不到希望而绝望自杀了。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最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反思救国道路，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光是技不如人，也不光是制度不如人，最重要的是人不如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落后主要在于人们的思想落后了、素质落后了，这种落后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次。因此，一部分人认为要挽救中国，要寻找救国道路，就应该转换脑筋，用新思维武装起来一代新人，特别是一代年轻人。其中，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等。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他在创刊词中首次竖起了“赛先生”和“德先生”——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提出了塑造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中国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新文化运动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观点；二是猛烈抨击封建旧文化，倡导新文化。陈独秀等人倡导新文化不是从空洞的说教开始，而是从人们的基本需求方面入手，他们提倡白话文、给汉字注音、写标点符号等。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列举了旧文学的八大弊病；陈独秀写的《论文学革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这些都契合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拥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最先进的思想者加入编辑，他们与守旧派展开激烈争鸣，出现了一大批新文化的代表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第一次深刻通俗易懂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以及几千年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和落后，对唤醒国民思想觉悟、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社会革命的引擎。

   

  　　较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相比，五四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由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演变成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开始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主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第二，社会革命开始由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层扩大到全社会，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形成了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开始酝酿在中国兴起一场新的社会革命，准备建立领导这场社会革命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1920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心效仿俄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有了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创始人都是大学教授，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他们要带领穷人搞革命，要推翻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让全中国人都能够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国家能够繁荣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8月，成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10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也叫北京支部，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在这两个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的带领下，很快在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日本等地，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磨难，初心不改，经过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新中国的成立及伟大意义

   

  　　新中国的成立是通过民主协商而产生的一个新型国家。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们特有的一种形式，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在1921年建立的，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的。在最初的一段时期里，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初是很顺利的，这也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在革命快要成功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两党经过了近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我们用革命的武装去对抗国民党反革命的武装。1937年，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两党共同努力，最终取得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抗击外国侵略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最初也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去支持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但即使这样，蒋介石也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存在，并于1946年夏天撕毁了国共两党最初达成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到了1948年5月，一方面因为国民党打着民主的招牌搞独裁，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和各个政权机构及领导人。这就具有了很大的欺骗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五一口号”中就提出，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起通过民主协商的办法来商量成立新型国家的倡议。在对“五一口号”修改中，毛泽东同志将初稿中的“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公开地发出了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号召。“五一口号”经过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于5月1日在《晋察冀日报》首先发表，《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全幅刊出。同一天，毛泽东同志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的负责人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党派和原则实施的步骤等。最初，毛泽东同志设想的是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到哈尔滨召开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量成立新中国的事情，主要是讨论怎样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国家政权这样一个想法。

   

  　　“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等12位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同志，响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与此同时，军事战场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48年夏季到秋季，解放军攻势如潮，国民党节节败退。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再次致电李济深等民主党派人士，请他们迅速到解放区召开协商会议。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通了香港至解放区的海上通道，先后分七批运送了大量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到解放区。1948年9月，第一批民主人士民盟代表沈钧儒、章伯钧，民革代表谭平山、蔡廷锴等人由香港抵达哈尔滨，他们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数轮协商，在11月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第二，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拟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共计38个单位组成；第三，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定在1949年；第四，新政协的两项重要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在这一时期内，辽沈战役打响并胜利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人士谭平山、蔡廷锴等人就提出新中国成立的方式应该根据形势的需要做适当的调整，不能够完全等到全国解放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产生新中国和新的政府，而是应该根据形势的发展要求，由各党派联合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形成和通过一个共同纲领，让这个共同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选举产生新的国家领导机构，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这是一个很符合形势需要的设想。中共中央经过仔细研究认为，民主党派提出的这一设想是可行的。因为如果等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选举产生新中国，可能要等很多年，因为要实现全国解放还有一个过程，而且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也要有一个过程，如果等到那时再成立新的国家，那么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对人民的生活，对国家进行国际交往以及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都是不适应的。因此，在经过了广泛的讨论和征求意见后，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意并批准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民主协商的特点，大家在新中国成立的方式、程序以及新中国的各项政策等方面都进行了认真讨论和激烈争论，通过协商最终达成统一。经过三个多月广泛的政治协商，1949年9月17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了新政协的各项文件草案，并决定将“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46个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会议还选出了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任命周恩来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民主人士占49个。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协商民主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特点。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三、改革开放的由来和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与发展。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初步建立了国民工业体系，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既然我们摧毁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政权，建立了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什么还要进行改革，还要进行第二次革命？这是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不是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对这一问题作了非常透彻的说明。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论述就讲清楚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们还要通过不间断的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不断适应它的发展变化，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仿效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与我国当时的国力、国情是相匹配的。在物资匮乏、经济困难的条件下，通过计划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高效发挥我们体制的优势去发展经济、建立工业体系，在这个方面计划经济体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计划经济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了巨大作用。依靠这一体制，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我国建立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二是建立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不能忽视的。习近平同志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认识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忽视了我国国情的特点。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怎样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是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意义有三个：一是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三是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从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来说，改革开放40多年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二是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一阶段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三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克难的阶段，需要全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新中国成立的基础上，我们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样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非常快地发展起来了。具体来看，改革开放的经验有四点。第一，连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国际国内的风风雨雨和各种各样的挑战，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都挺过去了，并且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第二，改革开放不能关上大门，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面临西方一些国家的制裁、封锁以及各种各样的刁难，但是这些都不能动摇我们坚定不移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决心。今天的世界是开放性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我们必须坚定这个意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第三，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走科教兴国道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科技和教育。第四，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都能得到红利，这样的改革开放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也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社会主义就真正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中国也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坚持改革开放。

   

  　　最后，让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一句话：“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