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君：国歌、国旗、国徽背后的故事及启示（下）

张志君：国歌、国旗、国徽背后的故事及启示（下）

                        

•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的，比如一个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军队以及与政治体制相配套的经济体制。我们可以称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军事、经济的这些可以量化的基础为硬实力基础。与之相对的软实力基础，则往往和文化联系在一起。

   

  　　国歌、国旗、国徽等，构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基础。这些软实力基础，不像硬实力基础那样容易衡量，但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国旗与国徽就是属于国家文化软实力“辨识文化系统”中视觉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从近代“国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带给我们的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后的故事及启示三个方面回望历史、启示未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认识。

   

  　　一、从近代“国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后的必然产物。最早的国旗诞生于近代欧洲，随着亚非拉国家的独立高潮，大批国旗随着新国家而诞生。据相关资料，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包括未被普遍承认地区）的国旗数量已达到199面。在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之前，我们不妨按照历史顺序回顾一下1949年以前的“国旗”。

   

  　　清政府最早是没有“国旗”的，也正因此，还吃过一次很大的亏。在1862年，鸦片战争后，湖北长江水域发生过一起清朝水兵和英国水兵相互斗殴的事件。在后来的交涉过程中，英国人以大清帝国的兵船没有挂国旗为由占尽便宜。于是，曾国藩提议用“三角黄龙旗”作为中国官船的旗帜。1888年，李鸿章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时感到没有“国旗”很不方便，于是就此事上书慈禧太后。经过多方征集、筛选，慈禧太后最终选定“四角黄龙旗”作为清政府的“国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这才诞生。

   

  　　说完了清政府的“国旗”，就轮到中华民国的“国旗”了。一提中华民国的“国旗”，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想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其实，“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不是中华民国唯一的“国旗”。最早的中华民国“国旗”是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定下来的五色旗，或称五族共和旗。一种说法是称红、黄、蓝、白、黑“五色”象征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也就是所谓的五族共和。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分别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赞成与孙中山先生的反对。章太炎先生去世时，由于他拒绝“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覆盖他遗体的就是这面五色旗。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大地上还曾出现了一个非常短命的中华帝国，也就是1915年袁世凯复辟建立的中华帝国。此时的中华帝国也选择了五色旗作为“国旗”，不同的是在红色上画了一个叉。

   

  　　回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来，这面旗是孙中山先生力主采用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在青天白日旗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而这个青天白日旗是民主革命家陆皓东设计的。陆皓东于1895年11月7日英勇就义，孙中山先生对他非常欣赏，称誉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几个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商讨日后中国“国旗”的形式时，孙中山先生就力挺青天白日旗，在遭到质疑后提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设想。在北伐成功以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至于抗日战争期间，汉奸们建立的几个伪政权，如华北临时政府、汪伪国民政府都曾重新采用五色旗作为所谓的“国旗”，就实属令人作呕了。总的来说，1949年以前的从清政府末期到中华民国时期的所谓的“国旗”，带给中国人民的观感都是非常差劲的。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天安门广场首次升起。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诞生，就要从同年7月15日到26日间，刊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等各大报纸上的征集启示说起。启示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征集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我们必须要有一面崭新的国旗。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应征作品多达2992幅（一说为3012幅），而留给最后遴选的时间却没有多久。在这么多应征作品，尤其是这么多领导或知名学者领衔设计的作品中，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二、选定国旗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选定国旗的故事印证了，不唯名、只唯实的作风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国旗遴选的范围是2992幅作品，其中不乏领导们、学者们领衔设计的作品，如朱德同志、郭沫若先生、张仃先生等，而最终获选的作品出自一位名叫曾联松的先生之手。不是对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到了今天也不一定知道这位曾联松先生。

   

  　　曾联松先生是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毕业之后，他从事的也是和财务有关的工作，和美术一点也不沾边。为什么没有选择领导们、学者们领衔设计的作品，而选择了这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先生所设计的作品，作为国旗的修改基础呢？这里边就体现了，不唯名、只唯实的作风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第二，选定国旗的故事表明了，任何涉及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都不是小事，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态度。不唯名、只唯实，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任何涉及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都不是小事，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态度。在当时的2992幅应征作品中，相当一部分应征作品为了体现所谓的“中国特色”都画有一条黄横杠。这个黄横杠有很多解读，如解读为黄河甚至长江、淮河的象征。但是，张治中先生提出了他的反对意愿，认为一条横杠有分裂国土、分裂革命之嫌，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孙悟空的金箍棒。当时也反对采用有黄横杠的图案作为国旗的底稿的著名民主人士，还有徐悲鸿先生、吴藻溪先生等。吴藻溪先生曾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不建议采用有黄横杠的图案作为国旗的选定稿。

   

  　　张治中先生、徐悲鸿先生、吴藻溪先生，都是不同意在国旗上加上一条横杠的。虽然说黄横杠体现了中华本土特征，如黄河、长江和淮河，但是国旗上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山川河流的标志，如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国旗上也没有山川河流的象征。听取了不同的意见后，毛泽东同志一锤定音，选择了以五颗星星来表现新中国特征的五星红旗。

   

  　　说到这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反对分裂永远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政治上绝对正确的主题，更何况中国从秦开始就有大一统的情怀。分裂国家的行为或人是永远要遭到唾弃的。无论是当年的国旗遴选，还是今天我们捍卫国旗的种种行为，都印证了一个主题，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同样也如此。

   

  　　第三，选定国旗的故事强调了，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思维。据相关史料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遴选过程中，共有六幅作品进入了决赛，也就是最终选定的阶段。这六幅作品当时得的票数分别是，复字第3号185票、复字第4号129票、复字第1号112票、复字第2号77票、复字第15号18票、复字第32号15票。如果按以多胜少的原则，毫无疑问，得了185票的复字第3号应征作品应该胜出。但是，最终胜出的是得票最少的复字第32号应征作品。最终，复字第32号作品上的那颗大五角星里边的锤子镰刀图案被去掉，成为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为之感到崇敬的五星红旗。五星红旗“脱颖而出”，验证了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道理。

   

  　　可以说，选定国旗的故事带给我们的三点启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后的故事及启示

   

  　　关于国徽的历史，你知道多少？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鲁迅先生，但是不一定知道，鲁迅先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国徽”的设计参与者。1912年，鲁迅、许寿裳、钱稻孙三位先生合作设计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十二章国徽”，又称“嘉禾国徽”。1913年，这幅“国徽”图案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发表。“十二章国徽”的设计中结合了西方纹章的布局及传统的十二章图案，包含嘉禾、日、月、星辰、山、龙、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共十二种吉祥物。后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天白日国徽”则是以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蓝本设计而成。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徽”与中国国民党党徽样式如出一辙却有所区别：“国徽”的背景为深青天，白日为小白日（不触及外围）；中国国民党党徽的背景为浅青天，白日为大白日（与外环边缘相触）。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都能看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方的国徽。在1949年7月，由郭沫若先生执笔起草的征集启示中，国徽的图案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到了1949年8月，国徽的征集机构共搜集到了海内外寄来的稿件112件，相关图案900幅。然而最终，国徽并不是与国歌、国旗一起，在同年同月同日诞生的。如果你看有关开国大典的资料或纪录片，仔细观看当时的天安门城楼就能发现，今天悬挂国徽的地方是没有悬挂国徽的，挂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选定是到了1950年才尘埃落定的。那么，国徽的遴选过程又带给后世的我们哪些启示？

   

  　　第一，从事艺术创作等工作，应该宁缺毋滥、慎之又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一同征集了国歌、国旗、国徽，唯独国徽是在缺位了近一年之久后才选定，恰恰表现了我们工作的“慎之又慎、宁缺毋滥”的风格，也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二，从事艺术创作等工作，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问世，走过了一条从征集作品到委托创作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本着宁缺毋滥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未从征集作品中选出一幅合适的作品，于是委托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的两个团队设计国徽。清华大学团队由林徽因女士领衔，成员包括莫宗江、邓以蛰、王逊、高庄等。中央美院的团队由张仃同志领衔，成员包括钟灵、张光宇、周令钊等。这两个团队有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即张仃同志代表的革命文化背景与林徽因女士代表的传统文化背景。所以，张仃先生领衔设计出来的国徽以天安门为中心，具体图案还有五星、齿轮、麦穗、绶带等，体现了革命文化的色彩；林徽因女士领衔设计出来的国徽是大孔玉币形象，再加上五星、齿轮、嘉禾、国名等，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后，毛泽东同志决定采用张仃等人的设计，由林徽因等人来协助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过程充分说明了，好的艺术创作应该是创作主体之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进一步说，不仅是艺术创作，国家的发展也要做到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开放，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

   

  　　第三，从事艺术创作等工作，应该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大师，如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等等？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读书人是兼收并蓄的，在自身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的基础上用新的理论、新的视角看世界，也就是所谓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所以，我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过程，正是艺术创作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的过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国家象征之一的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就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如在国徽上出现建筑物。我们说张仃同志领衔设计的有天安门图案的国徽体现了革命性与开拓创新的精神，正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的国徽都没有建筑物的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们既尊重传统，更看重创新，所以张仃同志领衔设计的带有天安门图案的国徽设计稿才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等人的认可。

   

  　　艺术创作，就应该是“文似看山不喜平”的，一定要言人所未言，也就是熟悉的“陌生化”。一个好的作品应该至少有三分不熟悉的东西，或者对熟悉的东西做“陌生化”处理，如把天安门城楼放到国徽图案里就是一个创新。

   

  　　综上所述，我们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遴选过程能够体会到前人不唯名、只唯实的作风，对任何涉及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都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态度以及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思维。我们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过程也能够体会到前人在艺术创作等工作中所坚持的宁缺毋滥、慎之又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原则。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通过对国旗、国徽故事的讲述及对其启示的发掘，我们应该有感于先辈们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而有所感触、有所收获。